合肥晚报本报讯自从肥东人王其跃的老婆怀上孩子那一年，他就开始追讨工钱，现在孩子七岁了，那一万多块的欠条还是欠条。“项目经理和总公司把我推来推去，我到底该去找谁呢？”王其跃很纳闷。

　　12月13日，王其跃走进晚报的夜间记者站，将一纸未曾投诉的“民事诉状”摊开在记者面前。因年岁已久，落款为1999年1月7日的诉状已微微发黄。

　　据王其跃介绍，1995年6月至11月，他带着一班施工队在市总建三公司承建的工程——合肥市体育馆工地上打工。1995年底，该工程结束，该公司应付其3万多元。但此后在他的一再追讨下，截至1998年1月20日，王其跃仍手持一张15159元的欠条，不得兑现。此后，他多次登门催讨，“项目经理把我的事推给总公司，总公司又叫我去找项目经理。现在公司法人代表都换过好几轮了。这里面的事情，我也给搞糊涂了。”

　　“1996年的年关，老婆怀孩子四五个月了，也跟着我在外面受罪。”说起讨债的艰辛，王其跃有太多的感慨，他有家不敢回，因为自己家的门槛也被自己施工队讨要工钱的十多个民工踏破了。“我自己都拿不到钱，拿什么去支付老乡们的工钱？”为躲债，王其跃一咬牙，竟把家搬到了合肥市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为什么不靠法律？我也想啊，可诉讼费听说还要2000多块呢！”王其跃说，1999年，他曾请律师帮忙写过一个诉状，可考虑到诉讼费，最终还是未拿着它走上法庭。

　　“自己年年讨债、躲债，钱没讨到，反而把时间白白地给耗掉了。”王其跃说，他现在看到全社会都在关注民工要工钱，才鼓起勇气来，想找个能说话的地方，讨一个“说法”。

　　记者建议他到劳动监察大队去反映自己的情况。这拖欠多年的工钱能否讨回？本报记者将继续关注。

　　（见习记者 陈慧琴）

　　（来源：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