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的高工还在“上午、下午”地上班

　　2003年12月2日上午8时30分，在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的大办公室见到温善章，我在心底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两道佛眉使得73岁的他显得十分和气。

　　在半个月以前，看到中央电视台节目《专家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在访谈中，一专家斩钉截铁地建议将三门峡水库“炸掉”，且提到一位名叫温善章的年轻人，“温善章这个年轻同志反对，挨了很多整。”此处的“反对”两字，指的是“三门峡工程高坝蓄水拦沙方案”；此处的“挨了很多整”，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许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曾在“以往”遭受过的迫害。三门峡水库的“科技问题”和温善章的“人文遭遇”，如是结合当然是一个采访的好选题。

　　隔日，我将电话打到地处郑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辗转找到了温善章。在电话里，他用似是严厉的口吻问我：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电话号码的？他表示不愿接受采访。在一番解释之后，他说，电视台播放的某些说法，与当年事实不符，他要给电视台写信，待他“得到回音或没有答复之后”，再“考虑”是否接受上海《新民周刊》的访问。他口吻“强硬”地给我约定了一个时间：11月25日以后再联系，不能提前。作为记者，我当然要考虑新闻的时效性，但是对方没有商量的余地。

　　温善章所说的某些“不符合”，更加引起了我的职业关注。但是我得乖乖地等上半个多月，方能与他联络，联络的结果还是个未知数。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国内若干媒体有刊登有关三门峡水库“半个世纪得失功过”的稿件，其中也有提到温善章的，但多为引用“文件文字”。

　　11月26日，我如约再给温善章打电话，远在郑州的他依旧“犹豫”。我说，我们有过约定，半个月后见面的。我表明了我的访问题目：对于三门峡水库的“数据问题”，国内媒体已经有报道，我不会多涉及这些东西，我想知道的是，你当时“反对”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坚持“反对”，但在水利部的报告里说你温善章“自己也放弃了这一方案”，是放弃了吗，放弃是因为受到了“整”了吗？我关注的是，三门峡水库高坝方案这种“一致同意”的历史过程，对于今天有哪些借鉴意义？

　　温善章在电话里说：“有约定，你来吧。”12月1日下午，我抵达郑州，即给他打电话，他回答：“我下午开会，明天上午8时半上班，你来。”后来知道，温善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参加工作，退休时是“教高”。我推算下来，他的年龄肯定超过了60岁，但如今的他还在“上午、下午”地上班工作。

　　“我从来没有反对三门峡水库建设”

　　在我和温善章讲话的时候，大办公室内的一位同志主动给“温老师客人”端来了茶水。由于各个会议室都已定有任务，温善章跟一位领导说妥，“借”他的办公室一用。

　　温善章看着我，第一句问话是：你是哪一年的毕业生？在我所有采访过的对象中，用这句话作开场白的，温是第一个。问话中的含意非常清晰：你知道即将要交谈的问题是50年代的吗，是否先要进行一番“背景启蒙”啊？

　　作为采访者的我，尽量简要地回答自己的被采访者：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三届中学生，下乡十年在北大荒，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第一届大学生，我已经50出头了。

　　温善章对我说：“报纸”上已经发表过一些东西了，你还想知道什么呢？待我说完自己的采访打算，他再次跟我说：你还想知道什么，都先给我说一遍。温善章背靠在椅子上，给人一种历尽沧桑的平静感觉。接着我的话头，他讲出来的第一句话石破天惊：“我和黄万里从来没有反对过三门峡水库的建设。”

　　我感受到，我背包里携带的各种媒体报道资料，还有对于三门峡水库及其温善章本人的诸多“耳闻”，在刹那间都被他低低的一句话颠覆了。

　　温善章从自己带着的大牛皮纸文件袋中，抽出已经发黄的若干资料。他用非常慎重的口吻说道：对于三门峡水库，我提出过“修坝方案的高低问题”，但是提出修坝方案决不等于反对建设三门峡水库。看着我很是惊讶的神情，他再次重复自己的讲话：提出方案问题不等于简单的反对。温善章强调：“现在的有些报道不准确。”

　　我已经感受到，当下媒体的若干毛病“触犯”了眼前的长者。

　　温善章的眼神显得专注起来，他继续阐述道：世界上的任何建筑，不管是水利的，还是属于其他领域的，没有一个工程会完美无缺的，它都会有自己的缺欠，都会存在问题。“有什么事物可能是完美的呢？”他举例说道：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青藏铁路建设，给动物留下了活动通道，这是为保护动物采取的一个措施，但这就完全符合动物的生存规律？我看不尽然，完全符合，也不太客观。采取措施，首先说明看到了问题，这就好。但是，绝对不能讲要采取措施的人就是在反对建设青藏铁路。

　　温善章接下来讲了三门峡水库建设“一重一轻”的两个侧面。他说：1956年，我刚从天津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部里工作，就碰上了三门峡水库建设的讨论。建设三门峡水库，其中的一个想法是要减轻对于下游地区的黄河水患，当然还有灌溉、发电等经济效益方面的事情。当时我觉得对于下游的灾害看得重了。相反，对于上游百姓可能遭受的损失，尤其是移民的问题，看得轻了。当时的测算是要移民90万人，三门峡水库开始设计的坝高为350米，库容360亿立方米，后来又将坝抬高到360米，增加了10米，库容则增加到650亿立方米，移民升至90万。温善章语气沉重地说道：“我出生在农村，我知道农民生活的苦处，农民的迁徙不是军队的开拔，军队战士都是年轻人，背包一上身就走人；而农民不成，拖家带口的，锅碗瓢盆的，移民90万人，迁移到新的地方，生活是不容易的。‘能不能减少’？”

　　温善章概括自己的讲话：我的意思是，在考虑减轻下游水患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上游百姓遭受的困难，“关中八百里秦川经过了中国多少代人的耕作，才有了今天，在我们手中不能轻易毁掉。所以，在提出“高坝、大库、蓄水、拦沙”方案的同时，我提出了“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方案，旨在放弃一点大坝高度，减少若干库容，少淹一点上游的土地，尽量保护关中平原百姓的利益，能少挪动就少挪动一些。“我的方案，是将移民人数降低到15万人以下。”

　　我作采访记录，顺手写下“治洪”两字，温善章见到了，拿过我的本子，将它改成“滞洪”。眼前的这位长者看着我再次说道：“我的意见就是降低坝高，我没有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

　　唯独温善章“声明望保留”发言记录

　　刚从大学毕业、才26岁的温善章给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李葆华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温善章给我看了李葆华部长在1957年4月19日回信的复印件：温善章同志：

　　对三门峡意见已阅，你所考虑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央有几个负责同志也考虑三门峡水位不要抬高，少移一点民，少发一点电。我们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你的意见最好送李富春、邓子恢副总理一阅。李葆华

　　看了复印件，我对温善章说道：北京水利部的领导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温善章更正我的说法：不是水利部的领导，“而是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这里说的是中央领导”。

　　我向温善章提问：当年的资料都在，但现在为什么在媒体上出现“黄万里、温善章反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说法？温善章回答：黄万里当年只是提出了自己对于三门峡水库方案的一些意见，现在到了有些媒体手里，有意见就等于了反对。“这能拔高到‘等于’吗？”

　　温善章拿出两本“赠阅”给他的《中国水利》杂志。他翻开1957年第七期《中国水利》杂志，其中一页写着黄万里先生的一段话：“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泄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术措施，因此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认为有了水库就没有妥善的办法使入库泥沙自动下泄”。然而，对于这段含有“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文字，在下一期的《中国水利》上予以了更正———

　　上期所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大会办公室将黄万里教授意见体会错误，今特将该期第2页第22、23行更正如下，并致歉意。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泄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术措施。他说清水出库对大坝是一个大威胁，下游防洪有坝后仍须进行，不要有‘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他又说，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水土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启

　　非常清晰，删去了“他不主张在黄河修水库”这句话。在后来1958年4月印发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中，引用黄万里教授的，也就是经过更正后的话，根本没有“不主张”的字样。温善章解释道：技术层面的不同意见就是技术层面的不同意见，而不是整体“主张”。我问，黄万里先生是否感到是“不主张”这样的话，在当时不好说、不能说，自己遭到了压力才这样更正的呢？温善章答道：黄万里后来被打成“右派”，他针砭时弊的话说得多了，也厉害得多了。我以为，“不主张”这样温和的表述，黄万里真要说，他是不会害怕的。

　　在《讨论会资料汇编》中，在“印发资料”一栏，第一行就是温善章的《对三门峡的意见》。在“发言记录”一栏中，温善章发言：《补充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后来温善章又发了一次言，且在后面的括号中注明“温善章同志声明望保留”。在所有几十位发言者的后面注有的全部是“记录未经本人校阅”，唯独温善章后面注明的是“声明望保留”。

　　今日温善章面对着自己45年前的发言记录，对于“声明望保留”，他说：“我是希望保留低坝水库、滞洪排沙的建议，保留关中八百里秦川，不是反对。”

　　科学技术领域要建立“挑毛病的制度”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的编辑时间是1958年4月，但是在1957年11月水利部形成的“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中却有这样的文字，温善章“他自己也放弃了这一方案（低坝方案）”。我对温善章说：您自己是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放弃”版本的？温善章回答：我是在1964年看到的。我继续对温善章说：你从来没有说过“放弃”，而别人却代替您说“放弃”了；我这次到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来采访，最想知道的就是，是谁写上了这样完全相反的一句话？作为科技人员，对于这种做法，您是怎么想的，不生气吗？

　　温善章略作停顿，随后用很是平和的口气说道：“我在1957年作发言的时候，只有26岁。当我看到“放弃”的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当时是国家的困难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三年灾害’之后。三门峡水库1960年建成，第二年蓄水，1962年陕西省就有意见“反馈”到中央。这个陕西和下游各省的矛盾，从如何决定三门峡水库方案开始，就存有不同意见，到今天还是这样。在那个时候我想得更多的是，中央领导和部领导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三门峡水库的问题，且三门峡水库又已经建成，国家正在渡难关，我们科技人员要做的，就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如何更好地做到上下游“两个确保”，这是我们的根本职责。“对个人的东西，想得不多，也没啥多说的”。

　　我还是紧追不放地继续发问：那个“放弃”究竟是谁写的呢？温善章非常平静地回答：总是有人写的，就让这件事情过去吧。“在国家那么大的事情里，我这么个小小的技术员，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多抱怨的。我知道了，我也经历了就行了。”

　　历史是由细节来构成的，但细节却往往不是历史“构成”的主要原因。我说，放弃对这个细节的“访问”，但这种“制造虚假”的倾向在今天依旧是有借鉴意义的。温善章立即答曰：那首先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借鉴”。他继续说道：对于个人原因，可以省略不计，但是对于产生此类问题的深层原因，是我们科学技术人员必须时刻牢记的。“一件事情从一开始，不准确的数字造成不准确的舆论，不准确的舆论造成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概念导致错误的决策。反过来，错误的决策又会加重不准确的数字，如此反复恶性循环。”紧接着，他又说到第二点：“形成这样恶性循环的原因，就是缺乏反对意见的监督。”

　　温善章随后说出了他的第三点体会：在科学技术领域，在逻辑思维范畴内，要建立“挑毛病的制度，要有按反对意见做平行深度工作的制度”。

　　“千万不要带着感情写这篇稿子”

　　眼前的这位长者，1956年从天津大学水利系毕业，分配到电力部水电总局工作，1958年来到水力水电科学院，1969年“文革”疏散到三门峡水库“劳动”，风镐、风钻、混凝土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1975年到黄委会规划设计院，60岁退休，职称“教高”，温善章解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退休至今，他依旧上班。

　　对于当下媒体某些“不准确”，温善章特意说明，在电视台的节目里，有说我挨了很多“整”的，这与当时的情况不符，这样讲话是不负责任的。“1957年开会讨论，有原水利部、水电总局领导，还有70名专家，尽管绝大多数专家反对我的意见，但是他们均未批判过我，更没整过我”。这样的说法间接地伤害了70名专家和水利部、水电总局领导的名誉。

　　说到对于今天三门峡水库的“处理办法”，我说，电视节目里已经有了，最厉害的反对意见就是要“炸掉三门峡”；有的还说“当时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温善章答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从未反对过修建三门峡大坝，对于今天存在了40多年的三门峡水库，他的意见是“不炸不废”，结合具体情况，降低运用水位，少发一点电，尽可能不影响八百里秦川。泥沙应当由淹没迁移小、社会矛盾小、投资小的水库拦蓄。

　　我说，您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信有回音吗？温善章说道：我就是要表示个人意见，有个东西放在那里，仅此而已。我要求复印有关今天谈话的一些文件，他欣然同意了。

　　采访结束，我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温善章送我到电梯口，也许是对媒体若干“毛病”的担忧，握手时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带着“感情”写这篇稿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