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铃声响过很久了，科任老师还在喋喋不休地训导学生，正课却一直没有开始。十几分钟后，有同学终于忍不住小声问了句：“老师，还上××课吗？”

　　这种利用课前几分钟处理班里的事情或者批评某些同学的场景，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是司空见惯的，很多如此行事的老师还往往被赞扬为有责任心。但是，12月10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教委和中国教育学会召开的“反思教育习惯，深化尊重教育”的研讨会上，北京阜城路中学的英语教师庞春泉对这种以前经常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教育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如果我在上课时间讲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缩短了教学时间，剥夺了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他们该向谁来讨还这失去的光阴？占用上课时间说班级事务，还可能引起学生反感，影响他们听课情绪。而学生不能积极配合我的教学，又会反过来令我不满继而教训他们，从而形成课堂教学效果的恶性循环。”

　　“我是一个班主任，管理班级是我的义务，但是我也明白履行义务要有一定场合。铃声想起的时候就是下了一道命令……我该上课了，我无权说其他事情。铃声响起，我就是任课教师！”

　　北京市东城区教委提出的德育教育课题“尊重———基础道德”的研究已经进行了10年。由于其涉及的是基础道德层面，又给教学一线的教师以很大的研究和发挥空间，因此，自开题以来，不断受到同行的关注，参与的教师日渐增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科研课题。最近提出的研究侧重点是反思教育习惯。

　　北京东城区教科院的闫玉双老师说：实施“尊重”教育，教师是关键，教师有什么样的理念将决定他在教育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反思教育习惯，就是从教师的角度，用“尊重”的理念反思教育教学行为。

　　学生进教师办公室要喊“报告”，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教师和学生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习以为常的就是正确的吗？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的杨凤军老师对此反思了一番。

　　小学生进办公室一般会喊“报告”，而高中生极少喊，一般是推门而入。其间的差别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在发展中自我意识逐渐加强，当内在自我形成的时候，他们需要平等的人际交往。高中生有强烈的自尊心，要求人格的平等，当遇到问题需要与老师交流时，“报告”对他们来说已经难以启齿，而且有些人喊完“报告”后老师没有听见，被“晾”在办公室外面，他们的自信心遭受了打击。于是，推门而入成了他们用来抵消这种感觉的外在表现。

　　杨凤军老师对自己班上的学生宣布：以后到办公室找我不用喊报告，但请敲门。杨凤军说，朋友会面一定要敲门，这是礼仪，是进入别人领地时相互尊重的需要。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门上很认真地贴上“尊重从敲门开始”。

　　杨凤军说：“学生军训时必须喊‘报告’，因为军事化的管理是纯粹上下级关系，是对军人绝对服从的要求。而师生关系更多的是在平等交流中相互学习。改报告为敲门是教师对学生独立人格的承认，是一种真正的平等。”

　　北京海淀区师德标兵李丹路老师是北京阜城路中学初三年级的地理老师，多年的优秀班主任，做过校团委书记兼心理咨询员，平时总爱琢磨和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方式，与学生的关系非常好。这样受欢迎的年轻教师在教育行为上还有什么需要反思之处吗？

　　一天下午，李丹路通知学生放学后留一下。可等他开完会回到班上，发现多数学生都走了，只剩少数学生在等他。“我当时非常生气。特想训他们一顿。可转念一想，如果我批评了留下来的同学，就等于鼓励了先走的”。

　　李丹路把剩下的学生带到操场的草坪上谈心。开始时，学生们不知道说什么好，李丹路就请他们谈谈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呢？”“结果怎样？”李丹路不断地鼓励学生说，还让他们自己进行分析。“老师我可以说真话吗？说了真话，你不会对我有成见吧！”“不会看不起我吧！”

　　“我发现，自己以前并没有给学生说话的权利。”李丹路说，以前，我和学生谈话，一贯态度和蔼，请他们坐下，但是大多数学生对谈话仍旧心有余悸。反思自己，我和学生谈话时那种审视的目光，好像要挖出学生身上所有的问题，谈话的全过程都是按我的思路和步骤进行。学生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以外，几乎全在听我讲解、分析，只有受教育的份儿。这不是平等的谈话，而是上级对下级的训导！我忽视了学生自尊的需要。以前有的学生曾经试图与我争辩，都被我以严密的逻辑、合理的假设、深奥的理论以及环环相扣的分析各个击破，按他们的话说，“反正说什么都是我没理”。出于自我保护，学生开始封闭自我，顺从老师。我为此陶醉，而他们却失掉了真实的内心。

　　通过对自己教育行为的反思，李丹路着手把说话的权利还给学生。他与学生谈话有三步曲：第一步———打消戒心。提前预约，并请学生选择谈话地点。第二步———鼓励说话。他郑重承诺，“能听到你们的真心话，是你们对我的信任”。第三步———控制自我。特别是在学生“暴露问题”的时候，要告诫自己师生是平等的。问题和谬论的存在一定有它特定的背景、原因和道理。

　　李丹路的真诚换来了学生自尊意识的内化。现在每天都有学生愿意和他聊上几句。

　　原北京市教委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在谈到反思教育习惯时说，我们的多数教师都是在传统教育轨道上学惯了、走惯了的。面对基础教育改革和课程教材的改革，许多人感到了教育理念和知识结构上的不适应。动员教师对多年形成的教育习惯进行思考，分辨哪些是应该继承的，哪些是需要改变的，这将使我们的教育改革不再空洞。（记者/蓝燕）（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