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尊严：终结收容遣送噩梦

　　在即将过去的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宣告终结，暂住证管理开始淡出，城乡户籍改革不断深化……

　　尽管公平的理想世界依然还“在路上”，进城务工人员已经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制度关怀———

　　编者按

　　随着改革浪潮在中国大地的涌动，亿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在繁华的城市里寻找生活的新天地。进城务工人员这一庞大群体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增添了无限活力。

　　在即将过去的2003年，困扰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终告结束，暂住证逐渐在一些地区退出历史舞台，1.2亿进城务工人员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幸福时光。在被接纳为城市劳动者群体的新成员以后，工会向广大进城务工人员敞开了大门，打工子弟学校开始获得合法的地位，打工者的技能培训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进步的足音，正清晰地回响在我们的时代。

　　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事关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大局的迫切需要。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2003：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借此引起社会各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更多关注。敬请读者留意。

　　12月2日，北京西直门。尽管气温低达摄氏零下4度，27岁的肖小旺仍然在工地上搅着水泥。

　　“收容？现在没了！就冲这一点，我就拥护党和政府。”这位来自安徽阜阳的建筑民工说。

　　肖小旺有限的城市记忆里，收容是最可怕的经历。在武汉打工的4年中，他先后被收容遣送3次。来到北京，他又曾经两次被收容。

　　2003年8月1日，曾经令亿万进城务工人员畏之如虎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宣告终结。当这一寓意深远的政策通过新闻媒体传遍人潮涌动的城市时，那些在城市角落艰难谋生的打工者们从心底里发出阵阵欢呼。

　　尽管公平的理想世界依然还“在路上”，进城务工人员已经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制度关怀，开始学会享受平等和尊严，学会享受城市生活的幸福时光。终结噩梦

　　2003年6月20日，施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叫停；41天以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一个全新概念的出现，改变了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

　　在此之前，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生命成为了收容遣送制度积弊的祭品。3月20日———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刚刚结束的时候，仅仅是由于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湖北籍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收容，最后竟然惨遭殴打致死。

　　记者先后采访的30多位进城务工人员中，只有两人能够说出孙志刚的名字，更不清楚这位大学生曾经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给了收容遣送制度致命的一击。但是，几乎所有的进城务工人员都清楚地知道，收容遣送制度已经不复存在，“这种早该废掉的东西终于废掉了”。

　　21年前，《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开始实施。抱有美好愿望的制度设计者们没有想到，这项本应以救济为主的社会保障政策，竟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为治安处罚，成为进城务工人员惧怕的“紧箍咒”。

　　“民工进城有两怕：一怕老板不发工资，二怕被收容遣送。”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景均郑重递交了名为《“收容遣送”需要尽快立法》的提案，直言“有关部门对收容遣送的理解早已违背了它的初衷”。

　　与“来去自由”为特征的福利救助模式不同，我国城市执行的收容遣送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即便是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繁华都市，收容遣送也成了限制农民进城的堂皇理由。每逢年节和重要活动期间，维护社会治安总是与收容“三无”人员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所谓的“三无”人员，绝大多数是在城里务工的农民。

　　更令人痛心的是，少数执法者随意扩大收容范围，没收被收容者财物，随意征要遣送费用，把收容遣送当成了牟取暴利的“摇钱树”。伤痛难忘

　　2003年7月22日，这是进城务工人员同样留存在记忆里的日子。

　　这一天，沈阳市公安局公开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取消暂住证制度，对外来人员进行“市民化管理、亲情化服务、人性化执法”。

　　市民化、亲情化、人性化，每一个如此充满平等与尊严的词汇，都足以拨动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心弦。

　　究竟有多少人曾经无辜遭受过收容遣送之痛，恐怕就连负责收容和遣送的政府部门也没有准确的数字。然而，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收容遣送制度的莫名恐惧，却已经成为无比清晰的梦魇。

　　“不过是工作忙得忘带暂住证而已。我说可以带他们去住的地方拿，可根本没人理我。”王立平这样回忆第一次被遣返的经历。“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可你又明知道那并不是梦，因为你痛苦得恨不得失去知觉。”

　　高中毕业的王立平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在北京找到一份外送工作。这位来自湖南省麻阳县的打工者没有想到，这份月薪600元的工作竟然最终毁于收容遣送。

　　3个月后，被遣送回乡的王立平再次回到北京，重新漂泊在茫茫人海，寻找下一个不知何时出现的工作岗位，躲避下一次可能随时到来的收容遣送。他说：“收容遣送不光撕碎了你的面子，还彻底打击着你的信心。”

　　经历过收容遣送之后，这些从农村重新返回城市的打工者几乎恐惧那些穿制服的人，因为他们很难弄清楚自己是否办齐了所有证件，更因为“就算你有证，有些人也会把它撕掉，然后把你带走”。

　　曾经在武汉、长沙、北京三地打工过的李飞伟，是记者采访的民工中被收容遣送次数最多的人。这位12年内被遣送8次的打工者告诉记者，不管在哪个城市打工，至少要有身份证、外出务工证、暂住证、健康证和工厂的工作证。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我们被当成了城市的‘二等公民’。”王立平实在想不通，同样是共和国的一位公民，为什么非要怀揣着比别人多的证件才能自由行走。“身份证上不就印着祖国的地图吗？就应该代表着我们可以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畅通无阻。”

　　今天，王立平和李飞伟终于可以放心地走在马路上，因为收容遣送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噩梦醒来，平等与尊严的感觉真好。

　　明天美好

　　收容遣送终于走了，暂住证也大限渐近。时光在流逝，生活在继续。但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那道壕沟不能一夜填平。

　　生活在远离家乡和土地的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有着形形色色的困惑和隐忧。

　　“孩子上学的事情让我和丈夫发愁死了。在家乡上学，谁来日常照顾？北京的民工小学条件不好，耽误孩子学习怎么办？要是能和城里的孩子一道念书，那该有多好。”李霖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餐馆当服务员，6岁的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城市教育的门槛却无情地挡在面前。

　　来自甘肃省崇信县的杨英树不必为孩子操心，却在为表弟的要求烦恼不已。在17岁的表弟眼中，表哥就是成功的榜样，决心春节后也来北京打工。杨英树苦恼地说：“我在北京干了3年，家乡人都以为这已经很有本事了，根本不知道城里的工作有多么难找！”

　　无论是就业、住房还是子女教育，仅仅因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进城务工人员便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等同的“国民待遇”。

　　调查显示，我国目前已有1.2亿流动人口，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队伍已经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许多专家学者共同指出，冲破城乡户籍限制，不仅可以大大增加农民收入，更能有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放在更为广阔的范围来看，沈阳市公安局取消暂住证制度的勇敢做法，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出的一小步。大量涌入城市寻觅生活新希望的外来打工者，依然渴望着拥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待遇和社会地位。

　　“如果能够重生一次，你最希望出生在哪里？”零点调查公司在辽宁、河南、浙江、广东等11个省市农村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60.7％的被调查者希望“下辈子是个城里人”。

　　令人欣喜的是，尽管公平的理想世界依然还“在路上”，进城务工人员已经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制度关怀。他们可以耐心地等待，因为有了平等和尊严，美好的生活就不会离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