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计划献血指标正当其时(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5日12:23 光明网

　　本报记者　文静

　　专家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从制度上保障无偿献血者的利益，取消单位献血指标正当其时。本报记者王桂江摄

　　下决心取消计划献血指标，虽然痛苦一些，但会比较快地进入较高的层次。若不下决心取消指标，就算十年八年也脱离不了北京采献血的“怪圈”。

　　12月12日，北京的阳光格外灿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办公楼里，洪俊领、杨春森、姜学安这三位从事血液工作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资深专家接受了《新京报》的专访。

　　洪俊领：现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管理库管理中心主任，从1991年至1999年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一直从事血液管理工作。

　　杨春森：原深圳市献血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血液中心主任，他带领深圳从中国最落后的“贫血”城市走向中国第一个实现无偿献血完全满足临床医疗用血的城市。

　　姜学安：搞了20多年献血工作的原大连血站站长。1984年，曾作为义务献血（单位指标献血）先进工作者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向北京等地推广大连义务献血成功经验。

　　他们对《新京报》连续推出的“血头报道”以及“北京采血调查”等文章表示高度赞赏。三位专家从制度、成因以及观念上，深刻剖析了北京采献血“怪圈”的原因，提出“取消计划献血指标”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北京怪圈

　　“北京的相关部门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们一方面宣传无偿献血，而另一方面又在给单位下达计划献血指标。这是北京产生采献血“怪圈”的根本所在。”

　　“计划献血指标是北京出现所有问题（血头猖獗和无偿采献血困难）的症结根节所在。”洪俊领面色凝重地对《新京报》记者直言不讳。

　　“两条腿”走路的后果

　　洪俊领认为，北京的相关部门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们一方面宣传无偿献血，而另一方面又在给单位下达计划献血指标（俗称“两条腿”献血体制）。这是北京产生采献血“怪圈”的根本原因。洪俊领认为，单位计划指标阻碍了人们进行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一部分希望无偿献血的市民，走到采血车前，本打算上车献血，但一想到过不久单位就要组织员工进行指标献血，就不献了。“单位指标献血是单位的硬任务，如果在采血车献血虽然尽了公民义务但不能完成单位任务，确实很矛盾。”

　　其次，指标献血方式有很大劣势，不利于献血事业的发展。现在北京一些单位每年献血补助费和补助假期水涨船高，从几十元到上百元再到上千元；休假也从3天到一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从自己休假到外地旅游。在单位进行献血后，可以入党、评先进、分房子。此外还有2000至3000元的奖金以及旅游等鼓励措施，“这就是一股暗浪”，洪俊领认为，献血是一项以自愿、无偿为基础的公益事业，一旦掺杂了经济因素就会导致功利主义，整个“大厦”就必定会倾塌。

　　而搞了20多年献血工作的原大连血站站长姜学安更是将这种“补助费年年提高，单位年年下指标”的“义务献血”的实质直指为“有组织、有领导的高价卖血行为”。

　　对于北京对无偿献血的宣传力度洪俊领认为“还不够”，市民无偿献血的观念还不强。洪俊领认为，北京市民献血的可塑性很强，献血需要给大众讲清道理，但目前北京的无偿献血宣传远没有达到尽人皆知的程度。

　　“两个实体”的弊端

　　北京的献血工作由北京红十字会血液中心、部分医院血站、部队血站、以及通州血站等采血单位和北京市献血办公室两个相对的独立实体共同存在。“北京的采血单位多，不像其他地方献血办公室和血液中心为统一整体来管理，这两个实体的共同存在给北京无偿献血推广带来困难。”洪俊领说。“在国外，根本不存在献血办公室这一独立的实体机构。也根本不存在靠红头文件制定献血指标解决问题的情况。”

　　“深圳的血站和献血办公室同属一个实体，只有一个主管主任。深圳血站的血源科对外叫做献血办。根本不存在行政机构下达献血指标的问题，二者同属一体，沟通协调很顺利。”

　　杨春森认为，只有彻底改变指标体制，转换机构职能，把各种关系和机构理顺了，无偿献血才能得到大力推行。

　　“到拍板的时候了”

　　北京的相关负责部门要“该拍板时就拍板，从现在开始就取消单位计划献血指标，”洪俊领说得很坚决。

　　洪俊领认为，下决心取消计划献血指标，虽然痛苦一些，但会比较快地进入较高的层次。若不下决心取消指标，就算十年八年也脱离不了北京采献血的“怪圈”。置之死地而后生，是非常有道理的。彻底取消指标，使献血不牵扯任何经济利益。正确引导百姓，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留任何一个口子。把指标取消是惟一的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杨春森认为，义务献血给无偿献血制造了障碍。单位为完成献血办公室下达的指令性献血指标，便制定各种具体措施。一些不合理的土办法出台，给血头、血霸制造很好的滋生土壤和条件，也给无偿献血启蒙和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作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问题，”杨春森认为，一定的制度要有一定的体制保证制度的进行。无偿献血制度必然要有无偿献血体制来适应。用义务献血体制保证无偿献血制度，肯定白费了。

　　杨春森指出，无偿献血制度不是从行政指令出发，而是要靠走市场的路子。无偿献血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实行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献血事业能生存、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所在。如果用指令性计划献血的体制来走市场，肯定不能适应，必然遭受失败。“只有取消强制下指标，否则不可能转变北京的现状。”大连困境

　　大家认为献血有害身体健康，所以补助费才会逐年递增，如果无损身体健康，单位为什么加钱？就这样，单位越加钱，员工越不献血，导致了恶性循环。

　　“我每年去各个单位进行动员的时候，各单位的一把手都特地设宴招待我，接前送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少给单位安排点指标。”姜学安边说边摇头，“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发现，义务献血不能再搞了！单位负担太重，怨声载道。”

　　义务献血红极一时

　　1978年11月24日，国务院颁发（78）242号文件，批准卫生部《关于加强输血工作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实行义务献血制度。当年，大连开始试行组织义务献血。“没想到从1978年到1984年，我的这一试行一炮打响。”搞了20多年献血工作的原大连血站站长姜学安回忆起当年的工作十分得意。

　　1984年，姜学安把他的成功经验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汇报。北京等地借鉴大连义务献血经验。

　　单位指标富了血头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连义务献血的困境？姜学安指出，义务献血工作单位特别不好组织。加之群众的观念陈旧。关键是单位要给每个进行义务献血的员工进行经济补贴。

　　1992年，姜学安到日本进行无偿献血的学习考察，回国后，他想把日本搞无偿献血的经验拿来试行。在一次某工厂献血动员会上，姜学安提出了大连市单位实行无偿献血的方案后当场遭到一名工厂工人的反对。该工人说，给我钱我都不献，更别说不给钱的无偿献血了，根本不可能。

　　“人们不接受无偿献血，他们把血液视做生命，把血液看成某种神秘的东西。不了解无偿献血的知识，如果还继续推行义务献血，永远也不会走出采献血的怪圈。义务献血是政府行为，体现不了人们对献血观念——奉献的理解。”这是姜学安给义务献血归纳的症结。

　　补助费越提高，组织职工献血的难度就越来越大，大家认为献血有害身体健康，所以补助费才会逐年递增，如果无损身体健康，单位为什么加钱？就这样，单位越加钱，员工越不献血，导致了恶性循环。“义务献血真是绝不能再实行了，”姜学安说。

　　同时，政府通过行政的方式给单位下指标，制约了单位的领导人员。各单位为保证完成任务，需要给单位员工补贴，这些补贴对社会上存在的卖血者有很大的诱惑力。不用动员、不用给员工休假时间。只须把给员工献血的补贴给卖血者就可以了，对双方都有好处，交换非常容易形成。单位弄虚作假的搞证件，顶替献血，然后给卖血者一笔钱。卖血者、血霸趁机捞钱，导致献血队伍非常混乱，所以必须提倡无偿献血。深圳经验

　　1993年以来，深圳从中国最落后的“贫血”城市逐渐变成中国第一个实现无偿献血完全满足临床医疗用血的城市。

　　深圳无偿献血工作的发展速度超过了预期目标，这是杨春森始料未及的。“开始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没底，”杨春森坦称，“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昔日的“贫血”之城

　　1993年以后，深圳从中国最落后的“贫血”城市逐渐变成中国第一个实现无偿献血完全满足临床医疗用血的城市。

　　1993年以前，深圳是一座“贫血”的城市，全市临床医疗用血100%由卖血者提供，其中90%以上还必须从外省市购买。每个医院里有小血头组织卖血者献血，这些小血头还能从各个医院调剂卖血者为医院供血。职业卖血者天天出卖自己的血液，不仅病人的用血质量不高，同时对卖血者自身也有极大的摧残。

　　杨春森回忆，即使这样，深圳的无偿献血与卖血当时根本无法满足临床医疗用血。深圳天天闹血荒。为了改变跨省供血这种状况，深圳下决心减少卖血比例，把无偿献血运作起来。

　　“刚开始搞十分困难，开发城市居民献血潜力，以此来满足城市用血需求。”杨春森下了决心。“血站要真正走出去，迈出去。捐血车就这样上街了。”

　　1993年5月8日，是深圳市首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的日子，一个叫钟振基的人在这一天第一个伸出了手臂。然而，到了年底，在整整7个月里，全市只有55名市民无偿献血。第二年，无偿献血的人数也仅仅增加到249人。

　　制度激活千万“雷锋”

　　深圳进行无偿献血就是走了市场的道路。1995年9月15日，深圳市人大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无偿献血及血液管理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无偿献血的公民，其血液经检验合格后，在特区享有终生、无限量、免费、优先用血的权利；其父母、配偶、子女可在特区免费使用其无偿捐献的等量血液。”《深圳无偿献血法》出台后，当年，全市就有6202人无偿献血，在全部医疗用血中占的比重达到18%。

　　杨春森称，“条例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不让雷锋吃亏’原则。一旦‘雷锋’有了保证，就会产生更多的‘雷锋’。”杨春森说，“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精神文明建设，造就了社会氛围。深圳比其他城市优越，就在于它立法了。立法了，无偿献血就办成了。”

　　“法规的力量是很大的，”杨春森说，“有一天，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3岁的儿子来到深圳的一个献血车，夫妇说，他们是来深圳的打工者，自己没有保障，所以前来献血。这样既给社会作点贡献又给自己上了保险。”

　　他说，三口之家来献血的举动表明了深圳的法规与体制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能够最直接地体现三个代表精神。法规符合生产力发展，无偿献血救助了那么多人，也给了自己一个保证。法规有力地吸引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到无偿献血中来。

　　杨春森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坚决取消献血指标，不留余地，把自己的后路给彻底断绝，逼着自己走正路。”

　　媒体宣传功不可没

　　精神文明需要宣传与倡导，无偿献血是精神文明的亮点之一。谈起深圳在推广无偿献血中的经验，杨春森有说不完的好点子。

　　“深圳献血办的职能就是联络各个新闻媒体。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推广无偿献血。”杨春森边说边自豪地展示着他保存了多年的几乎所有新闻报道稿：1993年1篇；1994年22篇；1995年87篇；1996年178篇；1997年236篇；1998年447篇；1999年455篇；2000年，766篇；直至2002年，平均每天4.4篇新闻报道量。

　　除了新闻媒体，深圳无偿献血还依赖例如公交车车身广告、街头电子显示屏幕等大众传播工具。据了解，深圳市街头电子广告屏幕10分钟就会宣传1次无偿献血，一天播放98次。

　　杨春森说，推广无偿献血需要依赖媒体，得到新闻媒体的支持。献血办运用好这一手段，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多种传播方式的特长，把无偿献血的观念渗透到城市各个层面的群体当中，引导大众正确观念。

　　“观念的转变要靠持之以恒的宣传，长时间提倡新理念，进行正确的宣传、教育、引导，两个文明共同建设起来，才能改变陈规陋习，使思想转变过来。”杨春森说。（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