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

　　小小DV机，捕捉着光阴的故事，如今已被看成时尚人士“雕刻时光的一把凿子”，它标志着一个崇尚个人视听的民间影像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缘起：

　　雕刻时光的凿子

　　DV(Digital Video)是指一种个人化的影像制作方式。作为高科技时代数字化影像记录工具，其低成本和轻巧灵便的特点缩短了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打破了原有的带有某种特权色彩的媒体影像传播方式。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影片外在的视觉震撼，转而关注生活表象之下所传达出来的人文精神。

　　DV以纯粹个人的视角对社会和自身的关注，它的低成本让普通老百姓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而“民间影像”是指“用DV来记录的属于个人化影像空间的作品”。所谓“民间”的涵义，它是作者对影像表述独立、明确并且自信的想法，也是作者完全独立自主的拍摄制作行为，当然，民间影像更要有简洁通畅的传播渠道。

　　丹麦的4个年轻人最先进行了DV拍摄实践。他们开辟了“Dogma95宣言”并且身体力行，从《家变》、《破浪》到《白痴》，每一部小组作品都给世界影坛带来巨大震荡。2000年，宣言发起者拉斯•冯•特里尔凭其用DV拍的影片《黑暗中的舞者》连获三项国际大奖(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第十三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第十三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女演员)。DV影像作品开始倍受关注。

　　香港在中国，乃至在全亚洲都是较早兴起“DV热”的地区，正式的作品评奖已经有多年历史，每次都有数百人参与。中国大陆DV发展较晚。直到1998年之后，数码摄像机才在市场渐渐站稳脚跟。这对DV传播和民间影像的发展起了物质条件上的推动作用。DV传入中国大陆以后佳作不断，《老头》(作者杨荔娜)、《江湖》(作者吴文光)、《北京弹匠》(作者朱传明)、《雪落伊犁》(作者冯雷)等都是一些不错的DV影片。

　　寻梦：

　　影像观念的变革

　　DV传播带来民间影像的繁荣，由此掀起了一场影像观念的大变革。DV片中，个体参与的增加带来了影像美学观念的变迁。民间视点和个体表达成为了民间影像的特色。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来说，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由此，它成为一种标志新文化姿态的符号。DV与其说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工具，不如说是一种宣泄个人情感的工具。

　　由于DV的低成本以及简便操作，不少高校学生成为DV影片创作的积极参与者。当上个世纪80、90年代风靡校园的诗歌小说已经成为“白衣飘飘”的往事，不能吸引更多人兴趣时，作为一种更易识别的影像，DV作品在这个世纪初引领了中国大陆校园文化的又一个新热潮。很多大学相继成立了学生电影协会或影像实践团体，创办DV俱乐部，DV网站等。高校本身的纯粹学术环境使学院派的DV放映带有更强烈的文化色彩。同时，大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也为他们的作品带来更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为日后进一步的影像创作提供了思想武器。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民间影像的活跃分子，不少人最初的创作实践起步于大学校园(比如北京电影学院等)。

　　较早风靡中国高校的DV作品是清华大学学生自拍的《清华夜话》。该剧通过对男女两个学生宿舍的原生态记录，刻画了大学生的真实生存状态。通过互联网，《清华夜话》传播到了全国各高校，引起了大学生们的强烈共鸣。《南方周末》这样评述“他们作品中流散出来的青春、健康、想象力、对未来的强健信心(尽管有理由怀疑它们的存活率)，正是我们社会公共精神生活所缺少的，在这个时代充斥着自我欺骗、自我麻木、自我放逐的遁世、犬儒、矫揉造作的伪理想主义、直至彻底堕落的时候，这种健康的情感弥足珍贵。”

　　香港凤凰卫视是较早开设DV固定专栏的电视台。“DV新世代”栏目从2002年1月7日开始，从每周一至周五，每天播出12分钟的作品，得到了两岸三地十几所高校和全球各地华人青年的广泛参与，数百部作品参加了电视展播。2003年4月11日，由凤凰卫视中文台主办的《中华青年影像大展：DV新世代》全年奖颁奖典礼于北京广播学院举行。该栏目对中国大陆新一代民间影像的促生、扶植、培养功不可没，影响至远。

　　2001年9月，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独立映像节”，堪称近年来中国民间DV作品的一次大检阅。从2003年开始，云南文化界也开始举办以DV创作者为参赛主体的民间纪录片展示，他们更侧重于普通人的自由表达和人类学的创作方法。类似的民间电影交流、展映活动已经成为DV创作重要的推动力量与生发点。

　　经过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推动，如今DV已经成为有着丰富独立性的“民间影像”的代名词。“真正步入民间”，应该是DV传播精神价值的核心所在。

　　出路：

　　喜忧参半的游走

　　DV将我们引领入一个“众人狂欢”的民间影像时代，它的出现似乎正在逐渐消解影像制作者头顶的光环。

　　正如拥有了一支笔的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成为好作家。有人简单的认为拿起机器来拍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东西就是“个人影像”，殊不知许多人都是在制造影像垃圾。某种意义上说，DV是造成粗糙影像垃圾过于泛滥的罪魁祸首。因此，有人认为DV时代的随意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DV过于简单的操作很容易让导演失去控制和节制，影像会因此而变得泛滥。”这种忧虑不无道理。

　　由于DV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操作者对它独特的“影像”语言还不能完全熟练驾御，拍摄制作水准尚显“幼稚”。在完全属于民间性质的“中国独立映像节”上，人们发现学院派作品的“影像语言”相对圆熟，但来自民间非专业DV作者的作品在表述上存在缺憾(或者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毫无疑问，DV在性能上是很难与胶片和专业镜头相抗衡的。在这种器材与手段位于弱势的前提下，观众对DV制作者其他方面的要求显然会更高一些。

　　其实，对于任何艺术形式而言，表达方式的拙劣都是难以忍受的，都可能会最终失去欣赏的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始阶段对DV作品技巧的宽容，必然会被观众越来越高的鉴赏期望值所取代。另外，目前DV的拍摄内容、题材选择，显得有些单一。随着民间影像的逐步完善，制作者一定会冲破原来单纯纪录片的瓶颈，多种内容和形式的DV剧将会不断出现，日益繁荣。

　　另外，DV的出现使记录片的操作变得越来越私人化，其结果同样是一把双刃剑。隐蔽的手段给拍摄者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容易对拍摄对象造成伤害。对于这其中有可能涉及到的个人隐私和社会伦理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相应地，民间影像在中国的最终命运难以揣测，但不外乎两种，一是会继续它的独立状态而我行我素，进一步演绎其极为民间化的一面；二是得到主流媒介的肯定而被“招安”。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下，来自于民间“原生态”个人化DV作品，究竟能否被主流文化所接受？如若结果如何，恐怕这中间尚有一段艰难的“磨合”历程需要跋涉。

　　当然，未来开放的影视市场将会催生这些现在蛰伏在民间的影像作者。由于DV的某些特性，经过商业的运作，它完全可以成为独立制片人“淘金”的工具。因为它将为独立制片人解决两大难题———资金和品质。但是，民间影像商业化的进程，有待于它制作水准的提高，以及一套成熟的商业运作机制的出现，当然也包括健全的法律约束与保障。

　　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当代民间影像将会持续它在“主流”与“地下”之间游走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