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的有句名言，叫“狗咬人不是新闻”。确实，在中国，猖獗的出版物盗版现象早已成为出版界的一大沉重难题，沉重得让新闻媒体都懒得再提起。但是近日，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何承伟的愤怒声讨，却再一次使这档子连反盗版卫士们都“皮”了的事成了新闻，因为“大众文艺出版社竟然公开侵用我们的著作权和商标使用权，以正规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和发行他们的《精品故事会》，造成误导，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观察记者 徐友龙

　　惨遭正规出版社侵权

　　何承伟发火了，他说：“我们忍无可忍！”

　　这位很有思想但习惯于慢条斯理的资深编辑，当他说出这句话时，声音显然高出了他平时创造的分贝。他发火的直接原因，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下称“上海文艺”)的当家期刊——《故事会》被最严重地侵权了。

　　据“上海文艺”社长何承伟介绍：“2003年七八月份开始，我们的经营总监廖恬先生首先在杭州发现，北京的大众文艺出版社(下称‘大众文艺’)，在以看似正规的途径盗用‘上海文艺’的“故事会”商标，同时将正版《故事会》1993年的故事编辑到2003年的《精品故事会》中，然后‘精致’地印刷、出版，并在全国很多城市发行，更严重的是，北京那家的出版时间竟然早于‘上海文艺’10天，当正版《故事会》上市时，《精品故事会》已经在全国铺天盖地，我们的损失可想而知。”

　　“上海文艺”认为：“《精品故事会》的内容抄袭行为，已经明显违反了《著作权法》，更不能忍受的是，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第五条的规定，‘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璜，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璜，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而《精品故事会》在色彩和字体上淡化“精品”两字，在字形和装帧上模糊两者之间的“显著性”差异，确实让人难辨其真伪。何承伟向记者诉苦：“有的管理部门还以为我们把商标权授予北京的出版社了，还有的读者分不清到底哪本书是盗版的……”

　　这显然与《故事会》、乃至中国历来常出现的图书被侵权和盗版情况不同：之前，盗版这本杂志的都是一些不法书商，他们冒用一些出版社的名义，将正版《故事会》中的文章错别字连篇地打印到假的《故事会》里，或者将一些色情、暴力等庸俗内容充斥其中“出版”，然后自己销售发行，而且一般不太注意上市时间。如果说过去这些书商的盗版情形还能容忍的话，这次的发现则迫使‘上海文艺’不得不采取措施。在何承伟看来，“正规出版社的介入侵权，是对《故事会》创刊40年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侵权，侵权行为使正版《故事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挑战。”廖恬在查证后的报告，最后在“上海文艺”形成决定，他们向北京的“大众文艺”提出交涉，要求马上制止侵权行为。廖恬给记者的一张传真件显示，2003年9月1日，北京“大众文艺”的副社长刘某给“上海文艺”回信，记者看到的内容包括了向上海方面的道歉，以及马上停止出版、印刷、发行的承诺。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10月份在杭州及全国各地发现这家出版社仍然在继续他们的侵权行为。”廖恬介绍，“杭州图书商城又发现三个销售点的《故事会》是北京“大众文艺”发的货，其中有一个点的数量是3000本，这家书商与北京出版社联系的发货单、提货单都被我们掌握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出版社的侵权、盗版行为没有因承诺而停止，反而更加严重。”有鉴于此，何承伟11月30日向数家媒体宣布，“上海文艺”将向北京的“大众文艺”严厉提出警告，同时就侵权和盗版问题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进行纪律处分的要求，向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商标局发函请求在全国范围内保护“故事会”商标。另外，鉴于涉及的全国范围内的盗版书数量巨大，“上海文艺”已经启动法律的程序将对北京的出版社和杭州的部分书商起诉。

　　尽管2003年正好是“上海文艺”创刊《故事会》40周年，但从其掌握的材料证据来看，这次向媒体的披露，应该不是纯粹的炒作事件。这次针对《故事会》被猖獗的侵权、盗版和杀气腾腾的反击，最后以什么样的结局落幕，暂且不得而知，但却明显地反映出，原本已经在中国一塌糊涂的图书盗版现象，正有愈演愈烈之势，要不然怎么连正规的出版社都参与这趟混水了呢?

　　《故事会》的200多种盗版版本

　　本来，《故事会》被盗版“太正常了”。这本薄薄的、32开，销售价只要2.5元、纯从技术上来说被盗版并不难的小册子，居然在市场上惊人地畅销，畅销得如同神话：该刊的期发行量曾是全国第一、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第五。她以“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来定位，整整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讲了40年的故事。在中国100多年的期刊史上，她是“红”得时间最长的一本。2003年11月这期的发行量达378万。1995年以来，每年为“上海文艺”创造4000万元的利润……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中心的业务主管刘敏指出：“在当前盗版现象泛滥的图书市场，《故事会》技术防盗(版)很普通，却有巨大利润可图，不被盗版才叫怪。”

　　所以，尽管从《故事会》的普通编辑做到总编辑，再升任“上海文艺”社长的何承伟可能对这本小册子特别喜爱，尽管《故事会》是出版社的当家读物，尽管出版社从1990年代开始设立“经营总监”专门对付可恶的盗版，但是，名副其实的《故事会》版权所有者，并没有为此而大动干戈过。

　　“我们都忍了。”《故事会》副总编吴伦说，“一来这本刊物仍然在良性发展，二来在盗版现象无法杜绝的时候，我们越喊反盗版，盗版书反而越多，因为喊打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更多的盗版者知道了《故事会》有钱赚。”结果是，到目前为止，打击盗版书变得“春风吹又生”，“上海文艺”根据自己的十几年的调查统计，一本小小《故事会》在全国竟有200多种盗版版本，实际盗版书肯定更多！该出版社的一位副编审跑到北京参加“反盗版”为主题的会议，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这个会议酒店门外，他看到卖的全部是“假”的《故事会》，里面制作粗糙，内容格调低下……

　　如此猖獗的现象，多少让记者意外，不过，“这也正中国图书出版界一大见怪不怪的现状。”廖恬对记者说。

　　“没被盗版还会是好书？

　　评价一本书的好坏，原本有好多学院派或非学院派的评价标准，现在倒好，出版界的一句戏言真的可以说明点什么，或者说可以成为标准之一了，那就是：“如果一本书上市后，连一种盗版版本都没有，那还会是好书吗？”廖恬说：“一本叫卖较好的书，有个六七种盗版书应该是常见的。”这可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实际上，我国并不缺乏对图书、音像制品等盗版、商标侵权的法律约束：《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应有尽有，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商标实施条例》数不胜数，查阅我国当前适用的《刑法》第二编第三章第七节，记者也看到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罪”明确的法律制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法律、条例，显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我国可以对出版物盗版侵权现象进行打击管理的部门也很多，当地政府的打击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公安局、文化局等等都是主要机构，但有些出版社在打击盗版、侵权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有时候谁都可以管，最后谁都管不了。加上当前我国出版社自身对此类现象偏颇地以“打击为主”，而不是“防范为主”，造成盗版出版物反而越打越有市场。

　　作为消费者，人们也不是全部都反对盗版物，主要是价格造成的原因。例如，我国引进一张国外的DVD，按照目前的行情，每张碟要交给国外的版费就要1美元，它的零售价自然高了，而盗版碟片的零售价都低于人民币8元，选择盗版的消费者大有人在。电脑软件的盗版物则更常见，一张正版软件的价格可能在上万元，而盗版光盘一般只要四五元，于是乎，近年来有人指责国外出口中国的出版物价格制定存在“消费歧视”，认为价格原因客观上造成盗版现象的更严重。但现状是，盗版物出现的越多，导致正版的销售量降低，进而正版的价格反而越高了，走进了恶性的循环。

　　另一方面，在出版界，一个作者“一稿多发”、“稿子满天飞”的现象已经成为出版物主编们发牢骚成茧子的事，这给认定出版物是否侵权等造成极大困难。我们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也对“知识产权法”置若罔闻，他们故意忽视“一篇稿子上了刊物，就不仅是属于自己”的常识。

　　可见，要维护知识产权法，市场主体和管理部门都还有许多事情要探索和研究，并做出切实有效的行动。何承伟指出：“首先还是观念的问题、法律意识的问题，作为WTO成员国，中国的出版物被盗版和侵权现象是不正常的。”这确是一句警世之言，加入WTO都两年了，孔乙己那句“窃书不算偷”还能是名言和幽默发扬光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