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腐败群案内情

王怀忠与大老板成铁哥们妄图摆平中纪委

王怀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庭审纪实

以王怀忠为代表的“阜阳腐败群案”，揭示了诸多深层次问题。而关键是“一把手”一旦失控，因其一手遮天而营造出来的“一把手天下”，将给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灾难。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12月10日开庭，公开审理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据检察机关指控，1994年9月至2001年3月间，王怀忠以各种名义多次索取、非法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517万余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对其拥有的价值人民币480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曾担任过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是涉及市县“一把手”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阜阳腐败群案”的代表人物。自2000年起，继王怀忠之后，前后两任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市辖原颍东区委两任书记韩希鹏和赵光席，原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原蒙城县委三任书记王保民、孙克杰、孙孔文，原阜南县委书记殷光立，原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汉卿，原副市长付红杰等纷纷落马，初步查实受贿和不明财产总额达4000多万元。

在多数县区仍属沿淮灾区和国家重点贫困县的阜阳市，令人震惊的“腐败群案”，揭示了诸多深层次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难以有效监督的“一把手”一旦失控，因其一手遮天而营造出来的“一把手天下”，给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灾难。

长官意志扭曲选拔机制

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在阜阳等一些地方发生了扭曲。近年来，党和国家虽然对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改革与改进，1995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对选拔干部的原则、任用条件、考察方式和决定程序作了规定。但总的来说，干部制度的改革仍然进展缓慢，未能触及计划经济时期任命制度弊端的核心部分：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机制和运作机制仍然没有变，特别是地方的主要负责人的选拔任用更是如此。选拔干部仍是在少数人中选，由少数人选。其实，所谓少数人选往往就是主要领导人选，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好恶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长官意志下，群众意见的征求、组织部门的考察、领导班子的集体决定等，都成为了表面化的形式、手续和程序，导致了“程序是合法的，意志是个人的”现象。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王怀忠担任亳县县委常委、区委书记时，就有人反映他乱搞男女关系，不按规矩办事。当地干部群众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王大胆”。王怀忠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极力揣摸领导的心思，迎合上级的心理。上级领导好大喜功，他就大吹特吹，伪造政绩；上级领导要抓典型，他就到处建立闪光点和形象工程。因此，尽管他名声一直不好，却靠着那套善于投机钻营、见风转舵的本领，一再被当做有能力的干部受重用。80年代初他成了全地区最年轻的县长之一，此后又担任县委书记、常务副专员、专员，直至升到阜阳市市委书记和安徽省副省长的高位。

王怀忠在政治上善搞阴谋诡计。担任副职和行政“一把手”时，经常越职越权行事，而且玩弄手腕，挑拨离间，搞得正职和党委书记干不下去。担任党的“一把手”后，不惜对班子中的其他成员采取暗中盯梢的手段，加以控制，和他共过事的不少领导干部无不这样评价他说：“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会用。”

像王怀忠这样的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拔重用，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各级党组织再选人用人上没有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数字游戏玩弄政绩考核

干部考核办法一度失之片面，在考核中过渡偏重各类经济指标，在经济指标中又过渡偏重“表面数据”，很容易被一些“泡沫数据”、“水分数据”蒙蔽。王怀忠等人为追求考核数据上的领先，层层分解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逼得从下至上层层造假，用假数字垒起来的虚假繁荣赢得了省里的表彰重用。而王怀忠为追求表面政绩和建“面子工程”弄的民怨沸腾的事实在考核中却得不到任何体现，掩盖了阜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相。

王怀忠在阜阳当政后，提出“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赶上海、超合肥”，要把阜阳建成“纵横于京九陇海之上，崛起于华东中原之间的国际大都市”。王怀忠大搞数字游戏，导演了一场上世纪90年代的“大跃进”：“九五”期间，阜阳市年均GDP增长只有4.7％，但上报却高达22％。2002年的阜阳市挤干水分后GDP才209亿元，财政收入仅17.8亿元，人均收入全省倒数第一。而早在1997年，阜阳市上报全市GDP总量高达400亿元，跃居全省第一，财政收入近30亿元。

每年年初，王怀忠让各县市区主要领导逐人表态报产值和有关数据，凡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上报数据者，总会遭到王的严厉批评甚至人身羞辱；而浮夸虚报者反而能受到表扬和赞许。在年底的总结大会上浮夸“成绩突出”的被提拔重用，奖高级轿车、发奖金。然而吹牛是要收税的，每年阜阳市的财政空转都要上缴22.5％的税费，1997年仅此一项就损失1300万元。

“数字经济”导致全市县市区、乡镇债台高筑。1998年至2000年，阜阳经济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2000年阜阳GDP负增长7.9％，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家长独裁取代集体决策

“一把手”肆意践踏党内民主，在党内没有民主，这是阜阳前些年出现大面积腐败，以致王怀忠等人胡作非为之所以能够得逞的一个突出原因。

王怀忠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在市委常委班子内部，一切大事都由他个人说了算。首先，他常把班子里正常的不同意见指责为“杂音”。他在班子里拉几个亲信，形成一股势力，使班子其他成员不敢发表反对意见；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他既拉又打，软硬兼施，使其屈服；他经常欺上瞒下，推说是省里某领导的意思，使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敢坚持。再不行，则采取冷落、孤立、打击手段，甚至恶人先告状，让上级领导出面批评。在使用干部上，不按原则、条件和程序办事，说用谁就得用谁。对于一些明知有劣迹的人，只要是他的小圈子里的，或是给他送给钱物的，都最终将得到提拔重用。

王怀忠说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玩弄权术却老谋深算。他的绝招是拍桌子、瞪眼睛、“熊人”。有一次王怀忠带外商到颍州区谈开发项目，区分管领导讲几句维护群众利益的话，王怀忠勃然大怒，桌子一拍，大声训斥：“观念落后！地方保护主义这么严重，阜阳还怎么发展？”说罢拂袖而去。与会者面面相觑，噤若寒蝉。第二天王怀忠不再露面，市里只来了一位分管领导就轻而易举地按照王怀忠的意图把项目定下来了。

在王怀忠的家长制作风影响下，不少区县“一把手”独裁的现象十分突出，在重大事项和人士任免上都是少数主要领导说了算。在有些领导班子中，只要谁对“一把手”持不同意见，就会被以“闹不团结”或“有杂音”的借口加以调整，以致谁也不敢违背“一把手”的意志。原淮北市副市长王汉卿在任阜阳市（县级市）市委书记兼书记期间，亲自操作将市内一块黄金地皮（原体育场）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商开发商场。市民议论纷纷，王为平息民怨，公然电视上撒谎说外商开发新世纪广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搞公共娱乐建设。不久，新世纪广场建成为一座大商城，王汉卿的谎言不攻自破，阜阳人气愤地骂他是“王汉奸”。

浩然民意不敌上级青睐

无论是王怀忠还是阜阳腐败群案所涉及的其他人，在被挖出前一直都是群众密集举报的对象。阜阳市纪委的同志介绍说，反映这些贪官受贿问题的信件很多，揭露王怀忠问题的信件更是多如“雪片”，但他们却能在声声民怨中步步高升。

反映王怀忠问题的群众来信特别多，在安徽人所共知，王怀忠甚至在大会上扬言：“你们不是到处告我吗？告状又有什么用？你们告一次，我就升一级！”而反映各县领导的信件在王怀忠的压制下，更是得不到正常的调查处理。阜阳市纪委的同志总结说，王怀忠在阜阳当政数年，乱纪无纲，随心所欲，指鹿为马，是非颠倒，把人的思想搞乱了，风气搞坏了，经济搞垮了，人心搞散了，形象搞坏了。有能力、说真话的人受排挤，拍马逢迎、满嘴假话、大话的庸碌之辈重用，阜阳人一度普遍缺乏信心，甚至发出“阜阳没有共产党”的感慨。

纪委监督受制“乌纱帽”

地方纪委没有独立行使的办案权，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如果党委“一把手”不能坚定反腐败和一抓到底的决心，纪委的监督和查处案件的力度会大为削弱。同级党委“一把手”捏着纪委的“乌纱帽”，“一把手”的监督被虚置，这也是阜阳市县“一把手”成为腐败重灾区的原因。

与王怀忠沆瀣一气的王汉卿、付红杰、张华琪等人的问题，早有确凿证据反映到阜阳市纪委，但因王怀忠的阻挠，不仅纪委的查案工作根本无力展开，而且腐败官员能逆着民怨步步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