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大河报》发表刘锋先生的文章，质疑湖南邵阳市某些引咎辞职干部以贡献者自居，笔者赞同刘先生的观点。在此，笔者还想就引咎辞职问题再作一下深度挖掘。

　　西方国家公职人员辞职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诚信体系的约束。一名官员犯下职责性的过失或不当行为，他引咎辞职，公众认为他是“官德”欠缺，“民德”（诚信）尚存。如果是被弹劾免职，公众认为此人是“两德”俱丧，在诚信至上的社会里，失掉诚信将寸步难行。不当官饿不死，不诚信将走投无路，社会诚信体系“逼”“得咎”官员辞职。二是官员管理体制的鼓励。美国对“得咎”官员的引咎辞职和弹劾免职在待遇上有显著区分。以美国总统为例，有关法律规定，引咎辞职将不影响任期内的总统薪金和离职后的待遇，被国会弹劾下台将一无所有。这种待遇上的差别鼓励“得咎”官员辞职。从美国的引咎辞职办法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确是把引咎辞职当做一种“贡献”来对待的。

　　我国现行的干部引咎辞职办法都以“对应当辞职却未提出的领导干部，将直接免职”这句话来对付赖在位子上不肯自觉下来的干部，其结果只能是：不辞还能存有一丝侥幸，辞了才是一点希望没有呢！这种“坦白”与“抗拒”同果的无差别处理办法岂不是鼓励干部“宁免不辞”吗？成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