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姚琦，男，南京理工大学财务处原处长。2002年6月，因犯贪污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因犯贪污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

　　1994年5月，我担任了学院财务处处长。在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表现得很勤勉。烧完新官上任“三把火”，学校的资金状况有了一定好转。面对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赞许，我开始沾沾自喜，认为晋升有望。当晋升的希望落空后，我并没有认真查找自身原因，而是心态扭曲，开始放任自己，在捞钱上发挥自己的“才能”……

　　犯罪在我身上发生的四个原因

　　第一是自己放松了思想改造，从根本上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手里掌握了一定权力，我就忘乎所以，无法无天，满脑子装满了私欲和贪欲。在财务处工作6年，兼任了两年党支部书记，组织活动没有开展几次，民主生活会是应付差事。

　　第二，我和一帮“朋友”，在一致的邪念下，共同损公肥私、贪污受贿。原校党委书记曾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我这方面的问题，但我就是听不进去，一意孤行，错事越做越多，越做越大，现在终于体会到“交友不慎”的严重后果。

　　第三，主管领导对我很信任很放手，也很呵护。我没有当做是激励自己做好工作的动力，反而利用这种信任，有恃无恐，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做了一件又一件错事、坏事。在财务处内部管理上，基本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我深深地感到：缺少监督的权力是十分可怕的。

　　第四，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六十年代初的全国劳模，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我担任财务处长后，父亲送给我八个字：“当好管家，莫贪勿恋。”现在想来真是语重心长。我没有将父母长辈的教诲铭记在心，反而认为他们已经落伍了。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就要敢闯敢干。但我是怎么干的呢？完全是朝着犯罪的路上闯，胡作非为地干。掌管着学校的财权，不依法办事，拿着国家的财产，随意处置，为了满足贪欲，给学校带来了巨大损失。

　　堕落中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心态扭曲，贪欲抬头。1995年暑期，我第一次踏上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深圳之行，我没有正确地看待特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只是看到了深圳人都很有钱，有不少投机人物在这里钻政策空子“发家致富”。我感到自己很土很寒酸，心态开始发生变化。王某给我引见了高息存款的中介人梁小平，当王某吹捧我有希望晋升等等时，自己情不自禁地摆出一副领导的样子，对中介高息存款之事满口答应“回去研究研究”。回到南京后，我萌发了贪心，动起了利用高息存款渔利的念头。

　　第二阶段：伸出罪恶之手。在这一阶段，我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总感到学校清贫，收入不高，出手太小气，同时寻找机会捞一点的想法也在头脑中形成，深圳高息存款就是一个机会。因此，我与校内银行周某商量高息存款时，商定在存款到期时，返回学校不低于20％就可以了（比南京的高息存款高好几个点），剩下的由我们自己支配。我就此开始伸出了罪恶之手。之后，又将汇至校内银行账上的利息2．8万元，以支付招待费等名义提出，伺机占有。

　　第三阶段：不择手段，堕入深渊。1998年，我的晋升希望彻底破灭了。仕途到头了，我就想多在“钱途”上捞取好处。在这人生转折的重要关头，我作出了非常错误的选择，也是我自身贪欲迅速膨胀的必然结果。在某大厦房产使用权转让中，大肆捞钱，将1996年初提出的利息款一并占为己有；在银行存款过程中收受贿赂等等。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的四个愧疚

　　愧对党、愧对国家。1979年，我被录取到南京理工大学化学师资班。大学期间，组织上培养我入党，毕业后留校工作，1987年又为我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没有以努力工作报答党、报效国家，而是成为一名腐败分子。

　　愧对学校各级领导和群众。从1987年底开始，我先后担任人事处劳资科长、师资办主任、人事处副处长、人文学院总支书记，年纪轻轻就成为正处级干部。然而，我却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泥潭，并且越陷越深，给学校带来巨大损失。

　　愧对财务处的同志。我在财务处工作时，办事不讲原则，决策随意，对日常业务工作不闻不问，将大量精力花在搞不正之风、歪门邪道上面。我给财务处抹了黑，败坏了财务处的良好形象。

　　愧对家人。在家里，我给家人显露的始终是一种奋发向上、努力工作、清正廉洁的完美形象，所有负面的东西全都深藏不露。现在他们必须面对现实，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和耻辱。我已无法兑现学期末带女儿去吃“肯德基”的承诺，爱人眩晕症再犯时，我也无法在身边照顾侍候。我愧对所有的亲人，家族中从未出过犯罪分子，然而我却开创了“先河”。

　　我的双眼饱含着悔恨和愧疚的泪水，希望后来者以我为戒。(作者：崔洁 冯文新/整理)：（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