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个时代，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方可真正留下自己的姓名。我们认为，如果数百年后，有黄仁宇那样的史家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的话，刘丽英应该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我们认为，刘丽英女士用不屈，维护着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着力维护的清明吏治。因担任江青案的审判员而出名的她，在24年办大案的纪检生涯中，护卫着她关于清明吏治的理想。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知道的是：她是查办第一个正省级官员倪献策案件的负责人；她是查办江苏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的负责人；她负责查办了哈尔滨国贸城总经理张廷浦案；她负责查办了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她负责查办了沈阳市“慕马大案”—在腐败与反腐败的零和博弈中，她让贪蠹们被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送进监狱甚至被送上断头台。同时，我们注意到，反腐败中胜出的她，平了公愤却结下私怨，受到境内外的诸多诬告、诽谤和陷害。而她只是请求擦净泼向她的污水，而没有在打造清明吏治的事业上，表现出丝毫退缩。

　　我们认为，刘丽英女士以正直，秉持了任何一个官员都必须秉持的操守。公正无私，不循私情，这不仅是硬性法规对执法官员的刚性要求，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遵守的柔性的道德底线。刘丽英说她有两件事迄今难忘：一个与她相识40年的故人，因接受了好处，便充任政治掮客，替腐败分子马向东说情，让她“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她想不明白，一个老同志的灵魂和晚节，怎么会在一点既得利益面前扭曲成这样！但她明白，她不可能让这个目的得逞。另一件事是，有个被害人的哥哥，因担心司法机关不能秉公执法，为引起上级对此案的关注，竟无中生有说她的儿子与此有染。刘丽英并没有因此而辖私报复。这个古稀老人用正直护卫着我们须臾难离的伦理规范。

　　我们认为，刘丽英女士还用坚毅，护佑了中国普通民众朴素的道德信仰。依理，反腐败不是刘丽英一个人的事，反腐败的功绩，也不应该记在她一个人的名下。但，她在重大腐败案件中赢得的铁娘子的名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诉求和公平期待。当一个个贪蠹被法办，中国的百姓们甚至在“习惯性思维”的驱使下，张冠李戴，把别人或集体的工作成果让她“独享”。厦门、湛江走私案不是她办的，而不知情的人们却记在她的账上。这是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社会里的百姓，对一个“清官”的情感过剩的褒奖。

　　我们了解到，刘丽英女士在赢得民心的同时，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她曾意味深长地说，纪检监察官员有“四苦”，尤难克服的是“心灵痛苦”，只能靠信念的坚定和胸怀的博大去消弭。中纪委24年，虽然她曾做过两次大手术，平日依旧是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人。实行的也是固定的“两点一线”制，即从家里去单位上班，再从单位下班回家，基本上没有其他社交活动，更谈不上去吃请。从沈阳来北京20多年了，退休前有10年没有去过王府井大街，更不知道那儿的“步行街”是什么模样。我们的心隐隐作痛，在我们的社会中，为什么一个监察官就注定会失去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快乐。 （章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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