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的法制建设潮流中，没有人会忘记在孙志刚案后以普通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名上书的3位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俞江、腾彪和许志永，“三博士”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为公民宪法权力鼓与呼的象征性符号。

　　3个致力于法理学和宪政体制研究的博士上书的内容集中于3点：一是，收容遣送制度在施行中事实上成为一些城市和部门驱赶和敲诈外来民工的工具。有违法治精神，应予废除。

　　二是，《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人身自由权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属于“超越权限的”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应予改变或撤销。

　　三是，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并将审查结果及时通知建议人和媒体。

　　尽管他们最重要的一项呼吁，即“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并未产生结果，但在废除恶法方面仍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阶段性成果，这标志着公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曾经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退缩；预示从制造民意到尊重民意的时代正在来临，也鼓舞了更多人对于法治的信心。

　　经过了20多年经济改革之后，在经济市场化，信息多元化，权力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正进入一个法治至上的时代。3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并没有给自己的行为贴上太多意识形态的标签，也不以精英自许，而是以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理性的方式推进社会进步。

　　在一个曾有“枪打出头鸟”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传统的国度里，3个青年面对本来可以眼不见为净的非正义行径，表现出了充满爱心和关怀的心灵品格；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敏感；并能付诸行动，以理性的方式做出常人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也不愿意、不敢做的正义举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年轻精英。

　　他们的追求和努力有力地说明，在商业文化日趋浓厚的当今时代，在中国新一代人身上，“民吾同胞”的人道情怀和“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传统并未断绝，并得到了积极有效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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