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国胜

　　在北京市开展公共场所内厕所对外开放试点工作之后，广州市也将责令和号召街头的各类单位、营业性商场、商铺、宾馆等开放其卫生间，缓解行人如厕难问题。据悉，此举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却受到了相关企业的抱怨。的确，是否开放厕所本属企业内部的事情，应由企业自己决定，可是政府为什么要对此“私域”进行干预呢？

　　长期以来，企业是否应当提供公共服务、承担公共责任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早在几十年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里德曼就撰文指出，企业惟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创造社会财富，而关注社会问题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绝大多数企业都不愿意承担增加“利润”之外的社会责任。然而，这一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了一些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有了很大的改观。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关注并且承担更为广泛的社区、社会责任。

　　不过，导致企业行为变化的直接动因并不是源于企业的自觉与醒悟，而是源于公众意识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劳工不断的争取之下、在消费者反复的推动之下、在社会舆论强大的压力之下和政府积极的引导之下，企业才逐渐承担第二层面的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和第三层面的社会责任——对社区和社会的公益责任，并逐步通过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获取更大的战略利益，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从企业社会责任变化的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在经济发达、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化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第一阶段，企业对“利润”之外的社会责任嗤之以鼻；在第二阶段激烈反对；在第三阶段逐步习以为常、自愿参与。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停留在第一层面，而对于增加“利润”之外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例如，在日前北京举办的“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上，数十家跨国公司积极参与，而国内的大企业，包括进入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却无一参加。而在国内一些为贫困人口、残疾儿童劝募的慈善活动中更多看到的是外资企业的身影，而少见国内企业的身影(当然，有领导人出席或媒体曝光的慈善劝募活动除外)。中国的企业对于创造财富之外的社会责任或者还处于漠然视之的阶段，或者处于抵制、反对的阶段。要让国内的企业将社会责任化为自己内在的行动，可能还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转变从来就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启发、不断培育的过程，甚至在开始阶段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过程。

　　厕所对外开放，看上去是一个小问题，实际上却体现了企业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体现了企业更深层次的社会责任，它透视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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