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12月16日电（记者刘海丛峰）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庄严的审判大厅里，陪审员贺光亚端坐在审判长旁边，认真听取公诉人对一起故意伤害案的起诉，不时在纸上记录着要点。这位成都京陵小学的原校长，现在是这个法院公开选聘的8名专职陪审员之一。今年6月，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在人民陪审员换届选聘中，抛弃原有的单位指派旧模式，鼓励群众自愿报名、公开选聘，并首次设立了以陪同审判为职业的专职陪审员。作为一项延续了50多年的司法民主制度，人民陪审员一直存在于各地法院的审判中。但是，原来的陪审员大多是法院指定或有关部门推荐的，也有的是当地落选后的人大代表，甚至还有司法机关的退休职工，不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而且，这些人都是兼任陪审，又各有本职工作，陪审时间难以安排，常常影响案件审理，所以陪审员实际上变成了“摆设”。

　　成都武侯区法院推出了“专职陪审员”和“兼职陪审员”两种模式，鼓励大家积极报名参选。仅半个月时间，就有100多人踊跃参与。然后，报名人经过所在社区、单位的资格认定，由法院对其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候选人，报经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批后生效。8月20日，武侯区法院的第一批8名专职陪审员、30名兼职陪审员正式产生并走马上任。在审判中，这些陪审员将有权参与合议庭，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拥有一票的决定权力。

　　新产生的8名专职陪审员来自企业、公检法机关、学校和社区等不同单位，平均年龄50岁，最大的59岁、最小的34岁，学历都在大专以上。30名兼职陪审员的平均学历都在本科以上，最高者为博士。专职陪审员现已全部辞去原有工作，每周在岗四个工作日，随时接受调配，任期两年，并从法院领取补贴。

　　武侯区法院的专职“人民陪审员”制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问题集中在判案应以谁为主、陪审员“专家型”还是“平民化”、陪审制度缺乏法制保障等方面。武侯区法院新选聘的人民陪审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者过半数。按照设想，这些陪审员在经济、医学、电子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将弥补法官知识结构的缺陷，在部分案件的事实认定上给予支持。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卫民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陪审制度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项“平民事业”，如果陪审员的文化程度太低，在法庭上将很难理解法官和律师的询问，也难以完成自己的询问和判断。而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教授则认为，法律不是给精英准备的，一个公民只要具备了最低条件，就有权来依法做出决定。选择陪审员，不能视学历高低，而要看他是不是一位诚实守信、受人尊敬的社会公民，看他的判断是否公正，是否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

　　陪审员在法庭上身穿便装，同时又行使着法官的权力，被称为“不穿法袍的法官”。武侯区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赵光强说，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在审理案件时，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力，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权对案件共同做出裁决，法官也应尊重陪审员的意见。如果出现两位陪审员与法官意见不同的情况，上报审判委员会这一做法也是比较妥当的，至少对有可能徇私舞弊的法官是一道防线。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杨筠博士认为，陪审员的“身份”急需准确定位，其主要的作用应在陪审上，而且陪审中应主要参与事实认定。她说，中国的职业法官都是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进入法官队伍的，而陪审员通过选举、任命等方式就能进入合议庭，而且拥有和法官同等分量的一票，这对法官不公平，对群众也不公平，司法权的完整性无法保证。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安认为，陪审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将社会监督引入法庭审理之中，陪审员直接参加审判，在诸多维护司法公正的途径中，其意义是一种对审判活动的直接制约与监督。

　　杨筠博士说，专职陪审员的介入虽然可以减少选任陪审员的费用和环节，也能够保障陪审职务的要求，却有可能失去了因选任的“随意性”而产生的最大程度的民主。（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