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讨要工钱的民工往往做出两种选择：爬上高楼塔吊企图一死了之，或者将工头暴打一顿以解心中之气。然而，这两种选择都无助于完成民工的初衷———拿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只是将自己推向最悲惨的境地，乃至“有理变成无理”。在一个法制日益健全、讲求法治精神的国家，拿起法律的手段解决欠薪问题，应该是最根本、最明智的解决方案。

　　问题在于，对于绝大多数民工来说，法律维权的门槛显得过高，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也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2003年9月1日，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正式实施。通过这个条例，政府向全社会承诺：为无力打官司的贫弱者“买单”。毫无疑问，欠薪民工在法律援助的范畴之内。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遵循这一淳朴古训的民工，或许可以将其改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法律”。

　　法规的颁布是一回事，施行得如何又是一回事。当大国总理还在亲自为民工讨工钱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就不应该觉得万事大吉。要将“轻飘飘”的一纸法规文件落实到位，需要下“沉甸甸”的工夫。对民工的疾苦和申诉不闻不问固然不对，消极等待民工走进法律援助中心大门也是失职。由于信息的相对闭塞、法律知识的相对缺乏，不少民工对法律援助还很陌生。要让法律援助充分发挥作用，就要未雨绸缪，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劳动保障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各级法院都应当大开绿灯，不怕麻烦，鼓励、帮助民工拿起法律的武器。

　　民工是“外地人”，这决定了他们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同时也是城市的客人，这又决定了他们应当受到的尊重。帮助民工依法维权，根本不是“恩赐”和“奖赏”，而是“同在屋檐下”的“共赢”。新华社记者杨金志

　　(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