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谢志强在把由他主持的《领导干部对2003—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的若干判断》调查报告副本交给记者时，不断叮嘱：“千万不要把其中的重要信息遗漏掉，这不但是我们‘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几个月的辛苦的结晶，更重要的是，这100多位地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的回答可以折射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今年10月至11月，谢志强教授利用中央党校的“特殊”优势，再次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和县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39份，回收有效问卷116份。重点调查了中央党校进修部的县委书记班、地厅干部班和中青班的学员。按被调查者职务级别分，地厅级干部占75．9％；县处级干部（多为县委书记）占24．1％。按所处地区分，东部沿海地区占33．6％，中部地区占37．9％，西部地区占27．6％，没有回答的占0．9％。

　　类似调查从1998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每次调查结果都在由中央党校主办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刊发，供各级领导干部参考。“与以往调查不同，今年我们首次将县委书记列入了问卷调查范围。”谢教授说，“地厅级干部是政策的重要传导者和执行者，重要性无需多说。而全国2860个县（市区）的书记们在中国政府运行机制中的作用不可小视，他们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遇到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也更具体。今年将‘基层领导干部’这一群体纳入调查范围，并对此作了交互分析，使《领导干部对2003—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的若干判断》（以下简称《判断》）透露出的信息更加全面和准确。”

　　谢志强说：“领导干部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能够一次集中这么多“中级领导干部”和“基层领导干部”的意见，在平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71．6％的领导干部认为2003年中国改革“进展正常”

　　《判断》显示：对2003年改革的总体评价好于2002年。71．6％的人认为2003年的改革“进展正常”，1．7％的人认为“进展太快”，25．0％的人认为“进展太慢”，0．9％的人认为“没有进展”。

　　“2002年调查时认为当年改革‘进展正常’的只有63．9％，本次调查则高出2002年近8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回答‘没有进展’的则比2002年少了约6个百分点。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地区认为‘进展正常’的占八成，中西部地区仅占六成，中西部地区有30％左右的人认为改革‘进展太慢’。”

　　2003年工作进展：“调整收入分配”最不显著

　　本次调查用“显著”、“不太显著”和“很不显著”3个梯次对2003年包括抗击非典、惩治腐败、调整收入分配等19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不显著”一栏的评价中，工作有明显进展的有3项：“调整收入分配”（从46．6％降至29．3％）、“惩治腐败”（从22．6％降至10．3％）、“改革国有企业”（从20．3％降至9．5％）。工作下滑最突出的是“整顿社会治安秩序”，对此进展认为“很不显著”的评价从6．8％上升到了15．5％。

　　谢教授说：“社会治安关系百姓安危和生活质量的好坏，领导干部对此的不满意度大幅上升，需要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而与2002年的调查结果比较，工作进展是否“显著”一栏中升幅最大的是“惩治腐败”（从26．3％升至38．8％），接下来依次是“减轻农民负担”（从15．0％升至31．0％）、“推进理论创新”（从51．0％升至61．2％）；下降的有“整顿社会治安秩序”（从32．3％降至15．5％）、“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从30．1％降至16．4％）、“打击走私”（48．1％降至38．8％）、“推进医疗制度改革”（从28．6％降至12．1％）。

　　71．6％的领导干部认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上升

　　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最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领导干部对2003年自己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评价是：有6．9％的人认为“上升很多”，高于2002年的2．3％；有64．7％的人认为“略有上升”，明显高于2002年的51．5％；27．6％的人认为“基本持平”，低于2002年的43．6％；0．9％的人认为“略有下降”，低于2002年的3．0％。

　　谢教授分析说：“对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评价，东部和西部的评估要高于中部，前者认为“上升很多”和‘略有上升’的比例约为75％，后者只有65％。有趣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的39名领导干部中没有人认为他们所在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上升很多’。作为先行发展的沿海地区，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就不同职务级别而言，作为处级干部的县委书记的估计要高于地厅级干部，前者认为他们所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上升很多”和“略有上升”的占89．3％，而后者（即地厅级干部）只有65．8％，两者相差近24个百分点。而且在高档位的‘上升很多’一项中，县委书记的估计要高出地厅级干部10个百分点，分别为14．3％与4．0％。”

　　谁是改革中的最大与最小受益者？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认为演艺人员、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是近些年来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认同比例分别达到47．4％和44％。

　　谢教授说：“这一情况与我们连续多年的调查结果高度一致。值得注意的一个新情况是，作为近年来改革中受益最多的人群，国有企业干部、三资企业员工和知识分子也被列了进来，认同比例均在10％以上，有的接近40％。”

　　《判断》对近些年改革中受益最少的群体的判断，仍然是“务农农民”，认同比例达到了23．3％。这是连续多年来的调查在此问题上认可比例最高的一次，2000年此项认同比例为10．9％，2001年也只有16．7％。

　　谢教授提醒：“务农农民的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关系到‘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这一大局。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在改革中会有升有降，受益会有大有小，由此引起的种种矛盾也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不同地区领导干部对“稳定”侧重有异

　　“经济持续发展”、“政治稳定”和“人心稳定”是衡量社会形势是否稳定的最主要标志。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追求动态意义上的积极的稳定更是政府致力的目标。对于运行复杂的社会系统来说，怎样衡量社会形势的稳定性呢？

　　本次调查从8个方面给出了指标，由被调查者依重要性选择两个最重要的指标进行判定。调查结果显示，在第一位的选择因素中，依据选中比例的高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56．09％）、“政治稳定”（16．4％）和“人心稳定”（14．7％）是判断社会形势稳定与否的三大因素。这一结论与几年来的调查结果高度吻合。在第二位的选择中，列前三位的与上面的第一选择相同，但同时也把“治安秩序稳定”、“生活水平稳定”与“就业稳定”放在了重要位置。而“领导班子”与“物价”是否稳定始终未成为衡量社会形势是否稳定的重要标准。

　　从不同地区领导干部的态度分析，在已选定的三大因素中，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更强调“经济持续发展”（56．0％），比东部地区高出了近2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更重视“政治稳定”（14．7％），比西部地区高出了约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领导干部持居中的态度。

　　社会发展中最严重的问题：收入差距、失业和腐败

　　调查者列出了16个问题，请被调查者依问题的严重性程度依次排出四项。调查结果表明，在严重程度居第一位的选择中，“收入差距”拉大被视为2003年社会形势发展中最严重的问题，列各项问题之首，选中率达到26．7％。排在第二至四位的是失业、腐败和地区发展差距。这一排序从限选四项的选中率合计来看，也是位居16个问题的前四位。而“物价”、“自然灾害”、“法轮功现象”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工资”，只有极个别的人认为是严重的问题，选中率均未超过3％。

　　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调整得最好

　　对我国调整各种重大关系的看法，有超过半数的领导干部认为“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协调了（52．6％），“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协调了（50．0％），分别列第一、第二位。位居第三、第四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38．8％）和“各项改革之间的关系”（21．6％）。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更不协调了”的判断中，“各主要人群之间的关系”被排在了最突出的第一的位置，认同比例达到了42．2％；紧随其后的是“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34．5％）。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的是“城乡关系”（25．0％）、“经济社会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关系”（23．3％）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21．6％），它们的选中率均在20％以上。

　　谢教授说：“社会的发展最终体现为人的发展，在一个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的社会中，处理好‘各主要人群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的健康运行非常重要，而目前这种越来越不协调的状况将会加大社会的紧张气氛，不利于各项改革的推进和社会矛盾的解决，必须引起高度注意。列第二位的是越来越拉大的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一点也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区域之间的关系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记者/王海洲）（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