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防治国际论坛”于2003年12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就SARS危机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广泛研讨，旨在总结SARS防治的经验与教训，增进国际间SARS防治合作与交流，推动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以下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著名危机管理专家薛澜教授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实录：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我声明一下我不是公共卫生学院，我们这个学院是公共管理学院，我们涉及的面，主要是在我们国家公共管理这方面，是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所以我对公共卫生实际上从我以前做的研究方面来讲，我还是个门外汉，今天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好机会。

　　实际上我们确实从两年多以前，开始做了一些关于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考虑，主要就是说，我们国家目前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在这个中间，确实有很多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后我们当然是对研究的一个判断，觉得我们国家处在各种危机，大大小小的危机，肯定是多发的这么一个时期，我们从2001年开始做了一些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SARS，我们也算正好是歪打正着，在这之前做了一些研究，有了一些准备，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做了一些分析。

　　今天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下，首先我想讲一下，做危机管理研究的人，我们怎么考虑什么是危机，什么是危机管理，第二、我实际上也是我们SARS之后，开始逐渐了解的一些情况，从全球趋势，我们公共卫生危机面临的挑战。第三、从中国的SARS，我们公共卫生危机态势和应对的一些缺陷，最后我们怎么样去完善我们这样一个机制的这种建设。

　　首先什么是危机？企事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很多这方面的学者，说中国人的危机定义是最好的，我们讲危险和机遇并存的时刻。一个比较学术性强一点的话，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事件。首先这个事件是对我们社会系统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威胁，我们对公共卫生这种重大的事件，我们觉得它当威胁很多人的生命安全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重大危机，我们这个社会以人为本，我们人的生命现在是非常宝贵的。如果在某一个社会里面，对人的生命不尊重，坦率地讲，也许可能SARS事件，可能这个事件就不算什么危机事件了，首先就是它是跟你社会价值体系是密切相关的。

　　危机管理为了避免危机或者减少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的管理上的行为，后面我还会更详细的去谈到。危机管理的过程，我们也有预警，危机发生以后，快速反应，危机结束以后怎么样有效的学习。危机的特点。我想有几个方面，首先就是突发性和紧急性，这个时候，事件的演变非常迅速，机会稍纵即逝，其实这里面，我们从911事件，大家可以看到，两个双塔楼，两个之间有十几分钟，如果第一个楼要是撞了以后，如果能够迅速反映，美国其实还是有一套空中的有效的体系，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预案，如果当时及时反映了，马上把它控制住，第二个撞完以后，他后来是控制了，当时在美国上空几千架各种民航的飞机，都到其他地方去降落了，如果在第一个被撞以后，他就采取这个措施，也许就不会有第二个撞楼的发生了。但是当时，因为大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机会当时就丧失了。

　　另外一点他有高度不确定性。你对事件的原因、后果、变化，影响因素等等，这个都是很难实现料到的，事件发生以后，SARS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它是什么样的传播途径，传染性怎么样，怎么样诊断，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回答的，侯院士对细菌病毒还是比较了解的，开始还是有判断错误的，我们怎么样应对它，还是有很重要的影响。我印象很深，当时SARS初期的时间，当时咱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说了，说我们SARS用抗菌素，用红霉素，用什么什么样的红霉素，我不懂医，但是我当时印象的，我们当时用什么样的红霉素来应对，当时说明我们对它的起因并不是很了解。另外传播途径，传染性怎么样，潜伏期有没有传染性。所以这个高度的不确定性，也是危机很重要的特点。

　　第三、影响的社会性，他对你整个社会系统和价值体系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它往往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危机之间，它可以互相转变。SARS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公共卫生这么一个领域里的卫生事件，由于我们一开始处理不当，变成整个对我们社会经济，社会活动各个方面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也是可以转化的。

　　第四、非程序化的决策。就是你这种事件的独特性，使得你无法照章办事，我们这次SARS之后，我们全社会都非常注重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要做各种预案，我们各种预案都可以做，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你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预案身上，往往可能有时候事件发生的独特性，可能使得你这个预案，或者启动以后，还不能有效应对，或者你连预案都没有来得及启动，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我们做危机管理，也跟瑞典的同事做一些合作，上次他们就讲到，大家可能知道前几个月，瑞典的外交部长遇刺，在整个国际社会为之震惊，八十年代，瑞典还发生过一次也是一个政治领导人，遇刺的事件，当时瑞典的首相，他也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看电影，回来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凶手刺杀。瑞典这个社会，它是一个非常，应该讲社会治安各个方面非常好的社会，这样的话他首相能跟公众一样，很随便的参加一些活动，他遇刺当时对这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震惊，他们很多人，马上赶快把他送往医院，就去处理，但是实际上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应该按照事先做好的各种预案的这些准备的预案，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启动，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几个小时以后，几个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以后，瑞典驻美国的一个使馆的武官，他就打电话给他们国防部值班室，他已经通过新闻媒体渠道已经发现，说瑞典的首相遇刺，驻外的使馆到重大事件，都要跟国内获得所谓口径，人家如果要是问了问题，我怎么样去应付，怎么样答复，所以他就给他国防部的值班室打电话说，首相遇刺，这边问到我们的这种政府有没有什么样的信息，我怎么样去应答。结果这时候，他才发现，瑞典国防部的值班室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就是说，这中间，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整个瑞典的要说起他是国家最高的武装力量的指挥官，实际上他们是没有的，他国防体系，这套体系他没有启动。如果这个时候，后来他们开玩笑，如果这时候谁要攻打瑞典的话，瑞典可能就遭殃了。所以这种，虽然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预案的准备好了，但是一旦首相，按照他的宪法，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实际上真正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并没有来得及及时通知相关的部门，启动这个程序。危机事件，往往它有它的独特性，使得你很难按照原来的这种想法去办。

　　为了更好的去管理各种危机事件，我们有一个，已经把危机事件，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我们叫危机的生命周期。这个首先有一个所谓叫前兆阶段，在危机发生之前，他有各种先兆，如果你控制的好，而且实际上我们从人类社会来讲，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各种控制危机发生的事件上，我们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可能各种各样的先兆，我们99%都给它处理掉了。但是剩下1%，这个先兆可能我们没有注意，我们没有抓到，他就会演变到下一阶段，那就是到这个紧急阶段了，这时候事件演变的话，非常迅速，出人意料，这时候就很难避免它再发生，就要紧急应对了。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就到相持阶段，事件进入相对一个稳定平稳的阶段，但是还是有恶化的可能，最后就得到完全的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SARS的前兆阶段，在广州流行，那时候控制得好，应该说不会成为一个大的危机事件。到了后来，它是因为前面没有控制好，后来真正在北京传播，在华北地区非常快的传播，每天我们看总是几十人，新的病例发现，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紧急阶段，后期新的感染人数在减少，进入一个相持阶段，那时候我们也不敢放松，一放松以后，有可能死灰复燃，这进入到相持阶段，最后得到基本控制，从这个来讲，危机也有它的生命周期。

　　公共卫生危机分类，实际上我想可能还是在座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到底怎么样分，我想肯定是更清楚的。它这方面的影响因素可能有几个方面，我们大概分析了一下，可以归纳为几方面。一个首先是自然的因素，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引起的传染病等等，爆发，这是一个因素。还有有人为的因素，我们人类的行为不当，可能引起产生这样的危机，比如食物中毒，一些特定的感染，有害物质的辐射等等，有些可能是蓄意的，有些可能是非蓄意的。所以我们危机管理，实际上是跟危机的生命周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首先最好的危机管理，实际上是预防危机，实际上在危机的前兆之前，我们就能够仔细的对各种风险因素去进行仔细的分析，然后我们去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去降低这些因素，另外建立相应的危机管理体系，同时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模拟演习，提高我们的应对能力，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第二、在这个前兆阶段，实际上我们相对应的危机管理程序，我们怎么样有效的识别这种危机，在他有先兆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些东西可能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尽快的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那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预警机制。SARS危机，我们全社会的公共卫生体系，CDC非常重视，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体系，及时的把各种疫情，在突发阶段就把它捕捉住，进行有效的控制。进入紧急阶段，我们就要有效的去管理，我们叫快速的反应机制，需要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应对体系，后面我再去谈。最后就是我们危机总结以后，我们要有效的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下次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有经验，损失更小，我们这个会也是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一个好的时期。

　　这个体系，如果我们要是从危机的生命周期看，另外我们从空间的一个角度来考虑，我们要首先建立危机管理的技术系统，有社会应对机制，有法律框架，有协调机制，公共沟通和保障系统，总体构成我们一个整体的危机管理的体系，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全球趋势，目前我们作为整个全球各个国家面对公共卫生的一些挑战，这个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今年3月份，正好是我们SARS开始严重的时候，美国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是美国非常有影响的，做政策分析的一个思想库，他们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说新型和重现传染病的全球威胁，重建美国国家安全与公共卫生政策的关系，他把我们传统的，所谓叫国家安全的概念，我们讲国家跟国家之间，敌对的影响，敌对的因素，最后我们肯定要打仗，他提出一个新的，实际上新型的传染病，有很多死灰复燃的传染病，构成新的对国家的这种安全的威胁。他提的是美国，实际上也是对全人类的，跨国蔓延的传染病已经取代来自敌对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而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他报告的时间也非常巧，正好是我们SARS期间。

　　分析这个原因，实际上有很多原因，因为我想可能我们这个社会，大家也是越来越开放，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实际上，新的威胁的出现，跟我们原来传统的那种安全的威胁不一样了，直接的这种军事威胁也还是有，也不是没有，但是他可能逐渐减少，但是有很多新的所谓来自灰色地带的新的威胁，我们原来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公共卫生，像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环境恶化，变成新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像传染病跨国传播，他们提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传染病的这种威胁，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是影响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降低公众对政府应急能力的信心，导致不良的经济后果，包括社会秩序等等，美国现在最担心生化武器的袭击。另外传染病对社会影响，成本，经济上的损失也是非常大的，美国每年在传染病直接间接成本是1200亿美元，这次SARS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全球化，我们人员的流动，信息和物资的流动，也扩大了传播的范围。

　　另外有一点，现代医疗活动，尤其在中国，在滥用药品的时候，实际上也使得我们人类对病毒和病原体的抵抗能力也降低了，这实际上也使得有些传染病死灰复燃。另外加速进行城市化，尤其对中国来讲，城乡的这种交流，也是引起疾病传播蔓延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另外环境因素，还有我们这种社会行为模式的变迁，像我们目前对艾滋病，目前也是非常关注的，像类似这样的话，都可能是产生，使传染病蔓延的各种的因素。

　　下面我就来把我们目前中国面临的局面，公共卫生态势和应对的一些缺陷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整个中国公共卫生面临的各种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应该来讲确实还是频率发生的比较高，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大，SARS是比较集中的。这里面人为的因素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现在看起来比较多，尤其像投毒事件，食物中毒等等。另外我们对传染病的控制能力也减弱，传染病引起的公共卫生事件是增多的。从人为事件来讲，我们最近其实有很多例子，我们找了几个，一个不是蓄意的，但是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最近比较多的假冒伪劣的产品，他们可能造成了一些损失，94年假酒事件，最近好像又有了。像辽宁海城豆奶中毒，都是这种，未见得有意识的造成这样，但是他这种假冒伪劣，用的这些东西，间接的对我们生命财产造成很重大的威胁。还有一类，就是蓄意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有意识的去害人，投毒事件，我们讲起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居然有毒属强领导小组，我们相关部门成立一个联合的，要把读属墙控制住，这种东西毒性太强，单个的个人可以给你社会造成非常重大的危害，这一点，蓄意的也在不断的增多。

　　另外我们传染病控制能力在逐渐减弱，当然也是跟我们社会变得更加开放，转型期也是直接有关的，像88年上海甲肝的流行，97年的禽流感流行，今年的SARS危机，另外有些旧的死灰复燃的传染病，也使得我们必须要重新考虑。这些不同的因素，对我们传统的传染病控制体系，也是提出了很多挑战。SARS案例，反映出我们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我想稍微多讲几句，实际上反映两方面，比较直接的是反映我们公共卫生危机应对能力薄弱的体现，这里面可能有很多问题，可以详细谈一下。另外更深层次，是说明我们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有很多体制和机制上的东西。首先从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危机的基本法律框架我们本身就存在缺陷。

　　实际上我们下面要考虑，对一种新型的不同类型的传染病，我们要留出这种法律空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律上的工作也需要去做。另外我们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应急反映队伍和相应的保障机制，现代社会，危机事件，各种事故，企事业有很多，作为一个社会来讲，我们应当有这种应急反映队伍。第三我们部门之间的这种协调和等级之间的协调和非等级之间的协调，我们这次在北京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横向、纵向怎么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沟通的机制，责任要非常明确，这点我们也还是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

　　信息披露，国际合作，这方面我想大家已经谈的很多了。另外一点，我们实际上可能我们在总的来讲，从改革开放这几年，我们总的感觉，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家对于新型的威胁认识和准备，从思想意识上可能也不是很强，所以从这点来讲，可能我们在相应的这种像反恐，像大规模的危机事件的救灾等等，这方面我们整个社会并不是非常有准备的。跟这个相关就是我们社会应急意识和能力比较差。我们这次也跟很多机构，像心理学，像北京大学他们有些心理热线，他们觉得这个事非常奇怪，很多正常的成年人，在SARS期间表现的非常恐慌，基本的常识都比较缺乏，我们这个社会应急的意识和我们抗风险的基本能力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这样的话，这些因素加起来，我们总体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还是比较落后的，有一个组织，他们对2003年，对世界各国处理严重疾病能力，曾做了一个评估，他们肯定有他们的偏见，不一定是很准确的，但是至少从他这里来看还是能说明点问题。这里面分是越低越好，从零分到十分，在这个里面，美国还有一些亚太地区，这里面排的话，中国应该在这方面，能力把我们排的还是比较低的，我不知道，也许咱们国家卫生部不一定同意他们的排名，但是至少我们从SARS反映出来的情况，我们还是有些缺陷的，我们连越南都不如，这点还是有点偏见，总体来讲，我们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还是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

　　下面我们更深层次来看，我们公共卫生体系，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首先大家社会比较有共识的，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是严重不足，实际上中国从50年代以后，建立起疾病预防体系，尤其在农村，农村和城市特殊群体的疾病预防体系严重削弱，有的讲的更为严重，近乎崩溃，这次是最大的一个教训，协调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其他社会各个，医疗卫生，教育各个领域不能忽视，这方面国家长期投入不足，应该也是非常严重的教训。另外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医疗和医疗卫生市场是严重的扭曲，这个里面首先就是我们不同的医疗防疫机构职能不分，市场不分，本来我们不同的机构，它的职能是不一样的，防疫站是公共卫生的职能，要起公共防疫的职能，政府要给适当的拨款，保证他日常的运行，我们了解的情况不是，很多防疫站拨款很少，完全靠他们从事经营活动，保证正常的运作，他们很多该做到的，给社会提供公共卫生方面的公共产品，他们没有去提供，这也是使得我们很多目前公共卫生出现了很多问题，跟这个也是有关的。另外我们医院可能也是没有区分，哪些可能是盈利性的医院，哪些是非盈利的医院，我们医院运作起来也是有很多问题，而且我们价格体系也非常混乱，所以以药养医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清楚的，这里面除了很多引起公众非常不满，还造成了很多隐患，我们滥用一些药品，对我们人体产生长期的危害，类似这样的问题，都跟我们整个的医疗服务市场，我们没有很明确的分清楚，哪些是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去提供的，哪些可能是准公共产品，可能需要政府去资助，但是也可以采用一些市场机制，还有哪些服务，也许可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这个我们并没有分清楚，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整个这个体系，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重大的改革问题。

　　另外我们的管理水平，这里面有些客观条件，但是总体来看，我们综合管理水平还是比较低，有的是技术方面的，有的可能更多是规范管理这方面的制度，可能这方面的水平比较低。所以当时看到，我们医院感染率是比较高的，，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体会。

　　下面我想把我们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的一些想法我想谈一下。

　　最基本的有这么几个方面，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建立一个敏感的危机管理意识，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坚实的法律行为框架，高校的核心协调机构，全面的危机应对网络，顽强的社会应对能力，先进的应对支撑体系，敏感的这种危机管理意识，这个首先这次SARS也是，使全党全社会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危机管理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同时我们认清各种各样的威胁，传统的我们讲国家安全，国家之间，还是要考虑的，当前的国际形势比较复杂，另外一个新的非传统威胁的因素，也是要清醒的看到。

　　第二、要有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这里面要有长期的危机应对计划，要有完善的部门的应对计划，还要有完善的协调的跨部门的协调机制。

　　第三、我们要有坚实的法律行为框架，现在我们国家主要是部门的这种色彩很浓，下面国家也在考虑，要建立一个紧急状态，使得我们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有总体的应对的法律框架。

　　第四、我们需要有高校的核心协调机构，我们目前国家没有常设的危机管理机构，我们基本上出现一些什么事情，我们成立一个指挥部，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指挥部就解散了，我们没有一种专门的机构，能够在日常的危机管理体系，全社会的危机意识，在这方面没有人去做，总是事情来了以后，我们是去临时的应急处理，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管理体制。这个我们也是在这次SARS期间也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有一个相应的这么一个专门应对这类事件的部门，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都有相应的部门去做这些事情。另外我们条块分割的情况，也必须在这个体系下有效的解决。

　　协调机制我就不去再多说了。另外我们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危机应对体系，这里实际上不能仅仅什么事情都靠政府，可能政府，我们实际上要有国际组织，有企业，有非政府组织，必须共同协调的一个全面的网络。

　　另外我们要考虑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危机应对体系，从一个行政动员的体系到社会动员的体系，这次SARS我们认为非常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实际上通过我们国家整体的党政系统，这套体系，是把它动员起来，这套体系动员起来，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样我们要考虑怎么通过有机的社会体系，真正有针对性的去解决。

　　第六、我们建立顽强的社会应对能力，实际上最核心的去应对，要我们公民自身，靠我们每一个人，社会群体责任，政府做了这么多事情，最后要我们自己去改变我们的行为，这点，我们肯定要怎么样建立我们日常公众的危机的应对能力，比较好的心理素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加强。

　　另外，我们危机应对的公共沟通，这个我想这次SARS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和教训，那就是怎么样有效的建立公共沟通的原则。上午曾光老师已经讲到了，我不多说了。日常危机管理教育机构，像我们SARS之后，我们可能知道了类似于这样的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诊断，怎么样有效的去处理，肯定我们全国的医疗体系，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应该能掌握，这样才行，才能够，他们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会非常快的，非常有效地去处理，这方面我们还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当然我们也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撑体系，一方面是相应的设备，另外我们要有比较好的科研体系，不断的研究一些新的手段。

　　最后我想提一句，实际上危机管理，我们现在实际上，应该来从客观的来看，它是不可避免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在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并不是说社会越发展了，危机就没有了，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想去减少损失，我们要去积极应对，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但是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讲，危机管理体系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公共卫生危机体系，我们可以建立更有效的公共卫生危机体系，你最基本的要把整个社会协调发展，公共治理把这个理顺，对我们公共卫生危机体系，我们整个社会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怎么让它变得更加有效，这样的话才使得从根本上去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

　　好，我的发言就到这儿。

　　提问1：

　　SARS事件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您认为如何构建一个协调有利的指挥系统，有什么建议？

　　薛澜：

　　怎么构建协调有利的指挥系统，有几个方面，我们国家目前从各个部门，从我们前面做的研究，实际上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相应的体系，关键我想这个危机事件一旦发生以后，不是按部门去产生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但是他可能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各个方面的支持，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高效的指挥系统，我们想应该在国家的这种，或者在国务院的系统等等，具体怎么设当然要有考虑，当然要有常设，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这么一个组织机构，有的同志说，我们可能要一个国务院办公厅下面要设一个，有的说独立的机构，美国原来说有叫美国联邦紧急管理署，类似这样的机构，他负责日常的建立各种协调机制，这样你危机事件一旦发生的话，就能够有效的应对，这个可能是很关键的。另外我们也在做准备立法，另外第三个，各个国家现在开始，各个方面已经开始做各部门的，先做各部门的应急管理体系，当然这个最后还要有一个总体的协调，这几方面工作应该说都是需要的。

　　提问2：

　　您认为政府在这项工作中，应起什么作用，近期会使各级政府重视吗？

　　薛澜：

　　我想其实现在实际上我倒是不担心，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现在实际上是各级政府，然后政府的不同部门，是非常重视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当然我想，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地方不够重视，其实我们了解很多情况，很多地方非常重视，有一点非常小心的，重视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把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看成一个新的部门争夺资源，争夺利益的一个机会，我们已经看到有这种倾向了，这个危机管理，危机应对一定是我们全社会的，应对这种事情确实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这件事情，可能针对不同类型的这种危机事件，他可能需要有不同的部门来牵头，国家利益当前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充分的合作协调，这个里面，就需要我们去研究一些相应的这种机制，不能到时候互相推诿，要建立一种机制，你只要抢着去做，你肯定是受到奖励的，你如果按照规矩去做，你是得到肯定的，你要是不做的话，一定要受到惩罚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些机制来做。

　　相关专题：SARS防治国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