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外人看来是腰缠万贯的建筑商，1999年底以来却为偿付民工工资四处奔波，或要债、或借贷、或躲避、或上访，个中滋味“苦不堪言”，至今他还欠着当地民工工资近3万元。这位建筑商说：“我不想欠他们的钱，但我被套进了当地政府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实在没有办法啊。”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叫熊云龙，安徽阜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项目经理。1999年承建阜阳颍东区职业高中教学楼，12月13日工程竣工。工程总造价135万元，盖楼时颍东区教委和职高预付65万元，剩余工程款70万元至今未付，为支付民工工资和材料款，我搭进了全部家产，并借了30万元高利贷，但民工工资还是拖而未决，现在又到了一个新年关。

　　我吃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亏。我承建的这座教学楼，在1998年的颍东区人代会上，原区长将其作为“为民服务的8件实事”之一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区计委随即发文批复同意建设，并明确资金来源为“自筹和财政补贴相结合”。1999年3月的区人代会上，原区长将刚刚封顶的教学楼作为政绩之一，迫不及待地向人大代表宣布，为全区人民承诺的8件实事“基本落实”。

　　说实在的，如果这座教学楼不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当成为民办实事的“形象楼”，我是绝对不敢承揽的。这座耗资135万元的“形象楼”，政府自始至终只给了20万元，他们还将其作为“政绩”，在人代会上作不切实际的“标榜”。

　　我也是“政绩”工程的受害者。1999年，我在盖楼的时候，学校负责人强行向我们推销劣质建材，被拒绝后大为光火；年底教学楼工程快完工的时候，学校负责人找到我：“你出面转20万元的账，给市领导（后被判刑的原任市长）买商品房。另外你得给教委领导表示表示。”我问怎么表示，负责人说：“给他6万元怎么样？办好了，今后的工程余款就好办了。”我婉拒了他们高达26万元的无理要求。此后教委、校方负责人不断放出话来：不听话，看你怎么拿工程余款。

　　一旦得罪了这种贪婪的官员，他们整起人来不见血。果然，四年来我尝尽了要债之苦。2000年，我打赢了官司，我拿着生效的法院判决书，提请法院强制执行，并通过上级法院督办，却还是要不来一分钱工程款，回绝理由就是两个字“没钱”。可笑的是，今年8月份，我打听到那位教委领导爱好算命，与一算命先生交情不错，我托人请算命先生帮忙，月底他还真要来了7万元。

　　新的年关已至，被我拖欠工资的民工偶有电话打来，当他们得知我的处境时，非常理解并给予同情，有人还希望我能“过个安心年”。我很感动，同时十分内疚，我对不起被拖欠工资的民工，他们有家人老小，他们期盼着这笔工钱早日到手，而他们跟我一起等了4年，跟我一起苦熬了4年。人生能有几个4年？

　　（新华社合肥12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