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夏，一则发现“桃花水母”的消息使杭州萧山区浦阳镇出了名，而使前往采访的记者产生好奇心的是，这个孙策孙权后人世代居住的山村小镇，如今正在实施一项大工程：在5.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兴建一座集休闲、度假、娱乐、居住为一体的“桃花园度假中心”，整个工程的总投资约6.5亿元。3年后，桃花园度假中心将成为杭州市民及海内外游客的度假胜地；而世代居住在这里的3210位农民将搬入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建造的“桃北社区”，这一园林化的农民社区已被列为浙江省城乡一体化示范点。

　　在2001年2月2日前，萧山是杭州市辖的一个县级市，从总体上来说依然属于农村。而当时的杭州市区面积仅683平方公里，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市区面积为倒数第二，市区人口仅150万余人。

　　城区的局促捆住了杭州人的手脚，“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尴尬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跨江而治”论者提出了将萧山纳入杭州市区版图的观点，其基本论据是：杭州要发展，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海浦东开发的成功给了“跨江而治”论者强有力的实例支持。杭州最终完成了“跨江而治”的历史跨越。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杭州市扩大市区行政区域，撤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置萧山、余杭区。区划调整后杭州市区的面积从683平方公里扩大到3068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72.55万。

　　杭州市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显示着浙江省城乡一体化的速度。浙江乡镇企业快速跨越了原始发展阶段后，与外界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交流交往的空间半径日益扩大，偏居乡间的空间环境开始制约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最终导致了农民造城运动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首先在浙江温州由当地务工经商农民兴起了一股造城进城运动，出现了龙港、柳市、桥头等一批农民工商城市。此后浙江各地纷纷撤乡建镇，鼓励农民进镇投资办厂。到1991年底全省农村建镇数量达到700多个，比1985年增加了近两倍。

　　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浙江城市化进程形成的强大推动力，最终冲击到杭州、宁波、温州这几个曾经最封闭的大型中心城市。一些骨干乡镇企业和企业集团率先把营运总部迁往杭州、宁波、温州。越来越多经商办厂致富的农民在杭州、宁波、温州市区购置房产，开设商铺。

　　浙江省委、省政府把加快城市化进程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表示，这些年浙江积极推进城市化，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赢得了主动。浙江要继续大力推进城市化战略，进一步增强城市的集聚、辐射和带动功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不断提高效益农业的发展水平，加快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努力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

　　今年8月14日，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切实抓好农民增收工作，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并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

　　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浙江的农民得到了最大的实惠。记者在浙江义乌市采访时发现，在该市会展体育中心南翼，有一条绿草如茵的江滨生态长廊，一大片漂亮小洋楼掩映在绿树丛中。令人吃惊的是，“别墅”区里126幢中西合璧、风格别致的小楼竟是昔日桥东村村民的新居，这些村民如今已是五爱社区的居民。

　　桥东村的变化是义乌新社区建设的缩影。义乌把统筹城乡社区建设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载体，把改善城乡群众的居住环境放在优先地位。近期重点把国际商贸城区块内的63个村庄整体改造成为7个社区，年内启动15个村庄整体搬迁，建成2个城市社区；把国际文化中心区块内的60个村庄整合改造成为8个社区，年内启动40个村的拆迁改造。今年还将启动100个村庄的改造建设。

　　大批农民进城同样给留在农村的农民带来了实惠。全国人大代表、钱塘江畔的种粮大户成央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浙江地少人多，都在土地上搞经营，怎么能够规模化发展？许多农民进城做工了，我们这样的种粮大户才可以经营这么多的土地。成央珍在承包的152亩海涂地上划出70亩改种日本幸水梨，毛收入就达20万元。去年，她又把幸水梨嫁接成早熟蜜梨，还种了花卉苗木和精细蔬菜，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浙江各地在户籍制度上也作了大力改革，原来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藩篱正在被拆除，延续多年的“城乡”二元体制正在被打破，无数农民开始接受城市文明的熏陶。在城市化的推动下，1997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购房落户政策；2001年，浙江省又在全国率先取消了进城控制指标和“农转非”计划指标，对进城落户人员的待遇享受作了政策规定，建立了全省相对统一的户籍改革政策体系。曾经套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终于开始松动。据有关部门统计，1997年以来，浙江城镇净迁入人口超过300万人。

　　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工作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好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农村经济司司长李炳坤认为，浙江把加快城市化进程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战略任务，符合浙江乡镇企业尤其是个私经济发展较快、小城镇建设起步较早、大中城市发展相对滞后的省情实际。原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认为，浙江的城市化，对下一步推进全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浙江的可贵之处是敢于突破思维定势，向政府行为开刀，以行政区划适宜经济区划为原则，行政区划调整的力度较大，并进行户籍、土地等方面的改革，为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条件。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表示，浙江城市化实践推动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从而纠正了浙江产业经济散、小、乱、低的发展局面。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认为，浙江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思路清晰，其一系列措施适应并促进了浙江城市化的发展，对其他省区有借鉴意义。

　　文/驻浙记者万润龙 通讯员王稷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