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命案惊动中央　领导批示后恶霸仍被轻判》，这是12月14日湖南某报刊出的一篇重头报道，从标题中我们就早早读出了记者的疑惑：领导都批示了，你法院还能轻判？

　　这样的话语看似充满对正义的渴望，其内核却是对权力的崇拜。这种意识不仅在媒体也在社会上广泛存在。

　　“山村命案”的案情说不上复杂：在一起纠纷中，帮架的一个村民打死了劝架的一个村民。3年后，凶手抓住了，检察院以故意伤害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为故意杀人，并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对此裁判，本案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付德可一家表示不服，他们认为被告人是惯犯，又长期潜逃，理应依法从重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于当事人而言，这样的诉求并无不可，尽管在刑事程序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并不能直接针对刑事裁判部分提起上诉，但他们可以将其意见向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反映，甚至向上级检察院和法院申诉，也是可行的救济途径。而另一方面，对一名故意杀人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至少从程序上，法院的裁判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在法律适用上，对一个故意杀人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刑罚的原则是“罪刑相适应”，只要在法定幅度内，从法官对事实和责任的认识来说，谈不上什么轻判与重判。当然，法官并不需要，更不应该按照“领导批示”予以轻判或重判，这在已然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的中国，应早已是不言自明的常识。因为该属于法律调整的，“批示”应让位于法律，法律是整个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共同纲领，而不是仅仅一部分人由法律支配，另有一部分人却支配法律。

　　虽然领导的批示多半只是一些“严惩凶手”之类的话语，看似与法律并无冲突，但社会出于对批示背后的领导权力的尊崇，即便事实还是那些事实，法律还是那条法律，有无“批示”，老百姓会作出不同的解读，职能部门受之影响也会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使事情有不同的结果。比如在这则报道中，“严惩凶手”就被群众和媒体解读为“死刑立即执行”，即便法院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都被认为是有违“批示”，因而是大可质疑的。

　　在实践中，更有一些本来并不复杂的案件，依照法律本可及时结案，却因众多的“批示”使司法机关无所适从；也有一些案件迫于媒体和“批示”的压力，有关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或联合调查组，于是个案也就随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获得解决。这样的“批示”作得越多，老百姓对“批示”的期待值也就越高涨。经由这样的“批示”即便促成了公道的讨回，“正义”的达成，也只能说是法律的悲哀。依法治国，是要让法律能公正地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什么行为该严惩，什么行为应保护，法律都有明文规定，并不因有领导的批示就严惩，更不因没有领导的批示就放纵。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消除这种法律武器非要领导下令才能“启动”的不正常状态。而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首要的便是公检法机关各司其责，严格依法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做到只唯法不唯上。于领导而言，也应转变领导方式，变直接对个案的批示为对法律的尊崇。我们也希望媒体能少一些“有领导批示仍被轻判”的疑惑，如此，是法之幸，也是民之幸！(方圆)（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