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的伦理内蕴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8日07:51 荆楚在线-湖北日报

　　龙静云

　　一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

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的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认识的重大进步和飞跃。其中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伦理理念是：必须从公正的视角考虑和认识经济发展，让我国更多的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和成果。

　　在历史上，最早从公正的视角思考经济发展问题的是近代英国经济学家穆勒。1848年，他提出：“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就穆勒本身而论，他是从功利主义来得出这一结论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将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平等定义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让更多的人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已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是否合乎公正的一个重要标准。符合公正的经济发展首先是要保证同一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机遇。就权利而论，首先是指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应当获得相应社会的生活质量权。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有为他和他的家人的健康和幸福而得到相应的生活标准的权利，这包括食物、衣服、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可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当经济发展使得一个社会从物质财富相对匮乏和短缺走近相对丰裕甚至过剩时，每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都有义务，也有条件将《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上述基本权利付诸落实。就机遇而论，首先是指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拿出一部分对社会弱势阶层进行补偿，以增强社会弱势阶层利用和抓住机遇的能力。

　　很显然，上述关于衡量经济发展的公正原则的思想，对于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决定》正是在借鉴上述思想的合理内容基础上提出“五个统筹”要求的。那么，根据上述伦理标准和原则以及《决定》的精神，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众多，使我们要让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任务极其艰巨；而共同富裕的制度本质，又要求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少数人小康甚至少数人高度富裕的社会，而是一个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相比，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矛盾恰恰是“不全面”和“不平衡”。这其中又以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最为突出。因此，不论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出发，还是就经济发展的成果要让更多的人来分享的伦理标准而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除了要解决好城市弱势群体的经济贫困问题外，其重点显然在农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国家首先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改善农民的生存居住环境、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以及公共卫生条件。诚如《决定》所言：今后“国家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在此基础上，“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其次，国家应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投入力度，以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目前，我国农民绝大多数只有中小学文化程度，而义务教育并不给学生传授在农村环境中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非学历的职业技能教育又已完全市场化，不仅学费昂贵，而且远离农村集中在大中城市。对于从事田间生产的农民来说，要他们脱产接受全日制职业技能教育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农民在接受新的生产技术上存在障碍，就是在掌握新的信息、在观念和机遇上也处于相当的劣势。针对这一现状，《决定》中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的要求。为此，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应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教育投入的力度，采取民办公助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使农民能根据需要接受继续教育和培训。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补偿和投入，我们就能够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好的人力资本条件，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西部落后省区经济发展，让更多农民受益的有效措施和途径。第三，应加大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让农民真正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对此，《决定》强调指出，要“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根据这一要求，各级政府除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以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外，更应当认识到消除绝对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的发展内涵，当然包括为处在隐性失业中的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因此，一方面要保障已转移出农业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鼓励农民向非农业领域转移。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让更多的农民分享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亦是在维护我们经济发展的伦理真谛。

　　二

　　“三个代表”要求我党和各级政府要时时、事事、处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决定》中提出的“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所蕴含的第二个重要伦理理念是：必须从以民为本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经济发展，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扩大开放，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既要充分调动和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又充分考虑和顺应人民的承受力。这一点，乃是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

　　那么，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人民政府又如何履行好上述责任呢？首先，政府必须将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定位在便民、利民和富民上，决不能劳民、损民和坑民。在这方面，应当说，过去的20多年改革中，我国各级政府出台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在主流上都是以便民、利民和富民为目标的。但毋庸讳言，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制定改革措施时，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本单位和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并企图利用权力来寻租，以增进和扩大本单位、本部门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尽管为数不多，但它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干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也伤害了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此次三中全会《决定》总共研究讨论了12个大问题，其中就有3个大问题是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决定》反复强调，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服务上；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进一步抓好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决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蚀，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决定》的这些论述和要求，与“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的总体要求相一致，都是要我们党和各级政府切实转变执政和领导观念，牢固树立领导即服务、干部是公仆的思想，真正围绕着如何更好地便民、利民和富民来发动和深化改革，并通过便民、利民和富民的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其次，人民政府必须统筹兼顾改革的各种利益得失，对政府推出的有关改革措施所导致的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承担补偿责任。一般说来，改革就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再分配和再调整。政府在采取改革政策时，因为社会公共利益或长远利益的需要，有可能导致一些人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受损。但是，由于所处的区域、行业不同和改革的重点不同，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利益损失也是不同的。以农村义务教育必须实行一费制的改革为例，政府宣布取消农村义务教育中的一切附加收费和乱收费，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农村适龄儿童的辍学率是极为有益的。但它有可能导致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下降，办学能力和教学水平降低。尤其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也在同步推进的背景下，县乡财政更有可能减少而不是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利益更难得到保障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像过去一样只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要为保护集体利益勇于作出自我牺牲，这在理论上不仅具有片面性，对农村中小学教师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政府应承担起改革的成本，在改革和调整过程中向利益受损最严重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提供必要的利益补偿，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人民政府责任伦理的必然要求。因此，对于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一定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统筹解决。《决定》特别强调：“要着眼于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确保社会稳定和工作有序进行。”它表明，我们正在纠正以往对集体主义道德的曲解，已经认识到政府不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要求部分群众来承担政府改革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政府也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政府不是企业，不能在行为选择上用经济成本收益比较作为决策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把人民的利益置于政治的和经济的考虑之后。事实证明，对改革所涉及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失采取漠视态度，必然会招致矛盾上升，引起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损失。这是党和各级政府在深化改革中必须吸取?纳羁叹榻萄抵弧?

　　（作者系华中师大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