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刘莉芳/报道

　　1937年——圣诞快乐戛然而止

　　印度手鼓的节拍，上百个乐队的音乐声，曳步而舞，身体摇摆——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之前，过圣诞节已经成为上海的时尚。那一夜里，从一角钱到十美元的伴舞女郎，她们混合着杜松子酒、爵士乐，游弋在身份形形色色的人群里。上海的圣诞夜被来自各国的珠光宝气照亮。当时的圣诞节在一部分的家庭里，有着和过春节一样热闹。

　　82岁的老人周仲因自记事起，就开始过圣诞，他也记不清圣诞节是何时、怎样进入上海。在周先生印象中，自己过的第一个圣诞，是在学校里，“当时，在教堂里听到过圣诞节，当天晚上，就借了圣诞的名义，几十个同学聚到家里开party。”周先生说，那时的人跟现在完全不同，不可能直接向心仪的舞伴发出邀请的，“我写信给她，问她有没有空，愿不愿意，一封没有消息，就两封信。舞伴确定后，还要商量几点去接她，跳完送她回家。”

　　圣诞对于家境不宽裕的人家来说，是奢侈的。在周先生的记忆里，每年圣诞前后，大街小巷上都是铺天盖地的圣诞广告，圣诞老人被挂得满街都是，舞厅、酒吧、饮食业都在打圣诞招牌，有人扮成圣诞老人在店门口招徕顾客，有的饭店推出了圣诞大菜。在1937年前，到上海规模最大的娱乐场所，位于法租界亚尔培路口上的逸园过圣诞，一张双人餐舞券，就要100元，相当于二两黄金的价格，或者一个银行部门主任一个月的薪金。

　　周先生还清楚地记得，1937年之前，流行的圣诞礼物是巧克力，当时巧克力还是稀罕的。有一年的圣诞，周先生花了1.2元买了一小盒瑞士巧克力送给舞伴，他说这是规矩，是必须要送的。

　　曾经的圣诞快乐在1937年7月7日戛然而止。周先生当时正在念初中，住在法租界的舅舅家。虽说抗战爆发后，租界内外完全是两个天地，租界内的人还可以过着太平日子，但是战争的阴影笼罩着租界里的所有人，人心惶惶，情况很复杂。周先生说，他的同学们有的参加革命，有的去了内地，他的表兄也参加了革命。报纸每天的报道都跟日本人打进来有关系。

　　这一年的圣诞节格外冷清，周先生说，那天的报纸前一版还是圣诞大餐，说什么有礼物、有表演，但紧接着一版就在讲，冬天有很多人受冻，什么地方有灾荒。 在紧张的局势背景下，尽管周先生和同学还是按照惯例举办了舞会，“但大家都没有以前过圣诞那种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快乐。只是简单地放了一些老唱片——78转、33转的LP，就匆匆散去”。

　　随后，周先生的圣诞节也在战争的炮火中中断了。

　　1945年——胜利之后的热闹

　　1945年8月15日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那年的圣诞完全不同，太疯狂了，”周仲因老人一说起1945年的圣诞节，语调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大家都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太平日子，新出现了许多娱乐场所，舞厅、酒吧，高级的饭店里的高级酒会一下子多了起来。比如国际饭店，圣诞的餐位至少要提前一个月订才有。”

　　1945年，周先生正在沪江大学（现上海理工大学）就读，大学生总是最赶时髦的，圣诞节、感恩节，都要凑热闹，更不会错过这年的圣诞。“街面上的布置比以前更豪华，还有庆祝抗战胜利的标语。”

　　周先生参加那年的圣诞节已用不着再小心翼翼地提前一个月邀请舞伴了，他和朋友一起到一家高级的酒店过圣诞，门票相当于现在的一两百元。“那天晚上人多得不得了，到晚上12点还有人不肯走。在饭店的party上，我的朋友拿了张唱片，特别让乐队放，那是美国的《双鹰旗进行曲》，是首march。以前，我们经常听，现在还能经常听到，但日本人在的时候，不能放。所以抗战胜利以后，一开party，大家就发疯一样放这首曲子。”

　　1945年的圣诞，流行送美国货。“这年，美国大兵在抗战胜利后来了，他们也带来了大批美国香水、玻璃的背带等各种商品。”

　　今年，周先生已经安排好了圣诞夜的活动，他将和100多位老上海聚会，每人出几块钱，包下一个场所，重温上海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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