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作为一个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早已盖棺论定，出版他的日记，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研究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及汪伪政权的罪恶活动，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历史资料。已故的周佛海之子周之友曾经撰文提供日记的有关背景情况，文章说：

　　周佛海以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的私淑弟子自居，曾国藩记有日记，周也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记日记，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对记日记就更为重视了。他是用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国民日记”或“大众日记”本记的，每天一页，长短不等，不记不睡。如果因为生病或某种特殊原因，当日不能记，事后也往往补记。内容主要是：每日接触的各类人物，重要谈话要点，自己的思想情绪，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以及家庭纠纷等等。

　　抗战刚胜利后，我母亲把周的日记寄存在顾祝同的丈人许某家。周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关系很密切，母亲认为日记由许某保存万无一失。

　　1945年9月，周佛海及其亲信被军统特务用飞机送往重庆白公馆。不久，我和我母亲也先后被送往白公馆。我离开白公馆之前，周佛海和我说：“你母亲把一部分财产和我的日记放在许家，当时我是同意的，因为顾祝同以为蒋介石会委派他接收上海，这样他就有求于我。但结果，委派的人是汤恩伯，那时我不得不与顾的对头汤恩伯合作。何况我现在到白公馆已经7个月了。因此，放在许家的东西是否可靠，我是不放心的。”他要我出去后，设法把日记取回。果不然，周佛海被软禁后，许某怕受连累，就将保存周的日记及财产的事对顾祝同讲了，顾听后大怒，让许某立即送交军统局。这样，周佛海的日记便落在军统手里了。

　　不久，周佛海被羁押并被判处死刑。经蒋介石下令特赦，周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汪伪时期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副处长、国民党中统分子石顺渊，约我到上海淮海路一家咖啡馆见面。他说：周的财产现已转到军统控制的敌伪逆产管理局保管，其中有一个职员，愿意把日记偷出来还给我们，代价是十根大金条，当时一根金条重旧制是十两，总数是一百两。周是很想搞回这些日记，但觉得代价太大，我母亲则坚决反对，结果决定不要。

　　全国解放后，政府档案部门从国民党遗留下的残存档案中查到了周佛海的7本日记，并作为重要的文史资料妥为保存。1980年4月，我的历史冤案（受潘汉年、杨帆同志冤案牵连）得到彻底平反。老战友蔡德金专程到上海与我交谈，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有关周佛海的材料。我向他提出了周佛海日记的事。我们都认为应该尽力找到这些日记的下落。他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走访了有关单位，终于将现存的全部日记查清，并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同意，由他整理、编注出版。（《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