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热线网——沈阳晚报讯（记者 谭德明 实习生 李志鹏）引言：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历来是注重打击犯罪分子，轻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人权。即使1997年新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多方面权利，但由于该法的“粗线条”，下级司法机关在保障权利时仍是无“细章”可循。令人惊喜的是，2003年11月15日沈阳市检察院通过了《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保障刑事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工作规则》（下为《规则》），这一于12月10日才向外界公布、自公布始实施的《规则》，分总则、分则、附则三大部分，在共计75条的内容里，全面规定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所有刑事诉讼参与人（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证人、辩护人、举报人、被举报人、控告申诉人、刑事赔偿请求人）的诉讼权利。据悉，对诉讼参与人权利进行如此全面的规定，在我国的检察院系统中还是第一次。为了全面了解《规则》的内容，12月15日下午，记者采访了《规则》的起草者———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

　　亲人病危，在押人可“回家看看”

　　依法搜查，避开老人和未成年人

　　在押人可以“回家”了

　　亲情是人间最为宝贵的感情之一。在生活中，不少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逮捕后，他们的亲人往往接受不了被捕的现实，突然间病倒甚至病危者不在少数。犯罪嫌疑人在得知亲人病危时大多也会十分伤心，双方都希望能彼此见上亲人一面。但是，我国的刑诉法却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自然犯罪嫌疑人的希望不能实现。

　　案例1：黄某系无业人员，经常参与聚众斗殴。一次在与女朋友分手后心中不快，酒后与人发生口角，便大打出手，致使对方肋骨骨折，随后被刑事拘留。在家中，黄某是独生子，母亲对其更是疼爱有加，得知儿子被捕后终日以泪洗面，不久病逝，临终前也没能见儿子一面。黄某在家是个孝子，母亲的死对他是终生的遗憾，一时间还出现了对司法部门的抵触情绪。

　　而《规则》第31条规定了：侦查中，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病危时，经办案机关批准，并经公安机关同意，犯罪嫌疑人在严格监护的条件下，允许回家探视，也可与近亲属通信。据介绍，此条规定充分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使司法更加人性化。人性化的司法，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感化作用，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和审判。在此案中，如果黄某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势必会有利于他的改造，因为亲情的感化是改造的最好动力。

　　搜查也昭示着人性

　　在侦查中，司法机关在办案取证时，对犯罪嫌疑人的住所或其家人的住所进行搜查是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如果未成年人看到自己家被搜查，很可能对他的一生产生不良影响。而对一些老人来说，可能因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最终撒手人寰。

　　案例2：1998年，河南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拘留。为追缴赃物，办案人员对其家进行了搜查。当时只有张某老母在家，当张母看到警察来家里搜查，又得知儿子被逮捕时，精神瞬间崩溃了，本来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当场晕倒，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为了免于案2的情况发生，《规则》第21条规定：搜查中尽量避开老人和未成年人，以免造成不良心理影响。对因搜查不当造成物品损坏的，应当予以赔偿。据介绍，这条市检察院的独创原则，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规则，既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又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文明执法。据分析，此条的实施必将改变从前的粗糙的办案，为犯罪嫌疑人的家人创造一个相对较好的生活氛围。

　　核实案情，被害人可自选地点

　　询问未成年证人，监护人在场

　　被害人也有了自选权

　　被害人，是犯罪嫌疑人的直接侵害者，他们对案件的事实最有发言权，侦查机关向他们核实案情，是侦查的常用手法。但我国的刑诉法却对如何保护被害人的隐私或者个人名誉，没有具体的保护手段。检察人员无意识地泄露个人隐私及损害个人名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案例3：李某（女）一次独自在家，两名男子入室抢劫，并企图与李某发生性关系。李某大声呼救，两男子强奸未遂逃走，不久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人员直接在李某的单位向她核实案情，随之全单位的人都知道了此事。虽然是强奸未遂，但此后李某总觉得在单位里抬不起头，而且经常有人在她背后议论此事，最后李某不得不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为了保护受害者的权益，《规则》第45条规定，检察人员根据需要向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应当征求被害人的意见，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调查取证要讲究方式方法，注意保护被害人的名誉。也就是说，检察人员在核实案件时，被害人也有了选择权，以充分保护自己的名誉或隐私不遭到破坏。未成年证人不再“孤苦伶仃”

　　对于未满十八周岁的证人，刑诉法规定，询问时“可以”通知其监护人到场。但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是不通知其监护人，询问照常进行。但孩子永远都是孩子，面对检察人员的询问，大多数孩子的反应是害怕，有的孩子由于紧张询问后还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案例4：小强是一名中学生，每天和同学小刚一起放学回家。一次在回家路上，几个青年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说要找小刚谈谈，随后几个青年将两人拉至路边工地，当着小强的面对小刚拳打脚踢，致使小刚重伤。不久行凶青年被刑拘。检察机关在询问小强的证词时，没有通知其监护人，小强独自面对身穿制服的检察人员，身体不停地发抖。小强说：“我当时很害怕，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审讯一样，可我也没犯什么错呀。那次后我经常梦见自己被公安局抓走。”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规则》第53条规定：询问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证人时，应当通知其监护人到场。这就使未成年人，可以在家长的面前坦然地接受询问了。由刑诉法的“可以”到《规则》“应当”，就规定了检察人员的强制性义务，如果违反了就应承担相应的后果，反映出司法将人权放在了第一位。

　　律师会见嫌疑人，不可被随意打扰

　　审查起诉时，会见一般不需经过批准

　　据市检察院研究室负责人介绍，为了防止串供，从前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会见之前，要详细检查律师的会见提纲，会见时会有检察人员在场，即使不涉及案件机密，有时也会打断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谈话。从实际来看，种种限制不利于辩护人充分了解案件，不利于承担辩护职责、行使辩护权。沈阳某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就向记者叙述他曾经经历的“待遇”。

　　案例5：据王律师介绍，他在多次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候，都要事先向有关部门提交会见提纲，即使案件不涉及机密时，也有检察人员在场，时不时打断谈话，告诉你某些东西不能谈。即使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了，但律师会见也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并且对会见的次数、时间都有明显的限制。

　　而《规则》第58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检察人员根据案件情况需要在场的，对于不涉及案件机密的，不应随意打断谈话、取消会见。在律师会见之前，一般不应检查律师的会见提纲。第59条规定：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律师会见时，一般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规则》的规定，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不合理做法，除了充分实现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以外，对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也是一种保障。

　　署名举报要逐件答复

　　检察长定期接待举报

　　辽宁省推出实名举报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举报的保密性，以及举报能否得到检察机关的一个明确答复。刑诉法规定了在举报的各个环节，应当严格保密，严禁泄露举报人情况。但以前很多署名举报人举报后，案件就没有下文，特别是经过侦查，证据不足的案件，这不得不说令举报人非常失望。

　　案例6：1992年，某省刘某曾向当地检察机关举报政府领导的贪污行为，但经侦查，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所以没有提起公诉，也没有将此证据不足的结论告诉刘某。刘某却一直苦苦等待着回音。后来刘某又几次举报，但都没有结果，直到2002年此案才得以了结，那个领导因贪污被依法判刑。

　　为了彻底改变此种情况，《规则》规定了，检察人员对于举报人要热情接待，署名举报要逐件答复。严禁泄露举报人情况，严禁将举报材料透露或者转给被举报单位和被举报人。向举报人了解情况时，应当事先就谈话的时间、地点主动征询举报人意见，不应强行指定谈话时间和地点，在举报线索受理三个月内，应将举报线索的查处情况向举报人反馈。

　　此外，为了充分保障举报权的实现，《规则》还规定了，检察长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接待群众举报，检察长接待日应当向社会公布。据悉，检察长每周五到举报中心接待举报，在我市已经形成了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