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记者证而言，仅仅是对其进行规范、防止其权力滥用是不够的，还应该对其合法权力进行有效保护，权责一致，这是新闻行业健康发展的要求，也是公民社会成长的要求

　　本报驻京记者  卢嵘  夏榆

一家报社辞退了几个品行不良的记者。被辞退的人走了，他们手里的记者证却收不回来。那家报社的一位同行说：“记者证够这些人吃一辈子了。”在他们眼里，记者证可以生财。

几名贩毒人员在湖南岳阳撞到了警察手里。令人意外的是，被抓后，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是《中国经济新闻报》的记者，要警察放自己走，并从口袋里掏出《人民日报》记者工作证、《中国经济新闻报》记者证，但这些证件都没有盖公章。在他的意识里，记者证可以避难。

一名学生在一篇《我有小记者证了》作文里写道：我捧着小记者证左看右看，自豪地把它挂在胸前。记者证不仅是记者的一张身份证。有了它，采访时需要买汽车、火车、轮船等时，可以优先照顾；有了它，还可以优先进入剧场观看演出，采访明星，写稿报道等等。在这名小孩看来，记者证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还是一种特别的权利。

记者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如此富有内涵而又特别的一个证件。因为媒体大众传媒的属性，它背后隐含了公众的力量；更因为我们的媒体的政治属性，它本身又代表了某一级政府组织的权威。它既是一种身份证明，也意味着一种权力行使。

记者证的这种权力含量，如果能被正确使用，则能守望真理，激浊扬清。反之，如果被用以牟取私利，或者是，这种权力仅仅被一部分人所拥有，相当一部分应该获得记者证的人却无法获得，那么对这个行业对这个社会都将是种损害。

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在中国的市场转型中对这种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记者证实施“变脸”被主管部门提了出来。

　　变化

记者证“变脸”，即是从明年元旦开始，全国正式启用新版记者证。

此次“变脸”，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证件，更是一整套行业管理理念和方式。

“我们有一种体制上的紧迫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官员说，“推出新的记者证和实行新的记者证管理办法，只是我们寻求更好地进行行业管理的一个突破口。”

有观察者注意到，这次改革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记者证在发放范围上有很大的突破。此前，记者证只发放给新闻单位有正式编制的从业人员。但随着媒体的市场化发展，新闻从业人员干部身份、正式编制已经被打破，大量的招聘人员逐渐成为记者队伍的主体，他们需要同等的身份证明和记者权利。

此次改革，不管是正式编制的记者还是新闻单位自己招聘的记者，符合一定条件的都可以拿到正式记者证。

“这是经济变革带来了新闻环境的变化，计划管理模式和媒体市场化运作之间的矛盾带来了管理上的冲击和变化。”新闻出版总署报纸出版管理处处长林江强调了这样的观点。

另外，引人注目的变化还有：不管是中央新闻单位还是最基层的新闻单位，记者证不再有等级之分，证件一律相同；新闻记者证将首次实施年检制度，未通过年检的记者证将被注销。

林江说：“我们借此既下放权力，也增加责任。我们让每个在新闻一线工作，应该有记者证的新闻从业者都有他合法的身份证明，也让记者所属的新闻单位相应地承担更多的管理好自己新闻队伍的责任。”

　　监督

与新记者证换发同步配套进行的是正在中国记者网上建立的新版记者证查验系统。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设想，只要登陆这个系统，就可以核对任何一个记者证的真假和年度审验情况。

“以前对记者的管理多数依靠新闻单位自己内部监督，现在我们更加提倡社会监督。这对于扭转行业里长期解决不了的一些不正之风将更有效。”新闻出版总署报纸出版管理处处长林江说。

前不久揭露出来的山西繁峙矿难中的记者受贿丑闻，把“对监督者进行监督”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在有关部门查实的11名受贿的“记者”中，除了4名新华社的记者持有正式记者证外，其他有的甚至是报社的一些广告经营人员，但他们都以记者的面目出现在矿难现场，并且借助曝光事故真相的“权力”寻求了自己的不当利益。

“我们扩大了记者证的发放范围，实际上也就是扩大了记者采访权的范围和落实了记者的采访权利。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间接保证了公民知情权。”林江分析说，“但是我们实行新记者证管理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就是采访权的扩大也要增加相应的监督，尤其是公众的社会监督，而且要有实现这种社会监督的有效途径。”

河南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对记者“权力”的惧怕给林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是受河南一个县委书记之托来核实一家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是否确有其人。这位记者有一个亲戚在该县承包了一家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出现了七八万元的亏损，这位记者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要求县里想办法解决。由于县里财政紧张，县委书记委婉拒绝了。过了不久，这位记者就拿着一封检举县委书记的信来到当地，信上还有报社领导的批示，要求调查曝光。无奈之下，县委书记只好托人核实记者的真实身份。经过核实发现，这位记者的确是该中央新闻单位的人员，也曾经做过记者编辑，但现在已经调离到经营部门。调查还发现所谓的检举信也是伪造的。当林江建议这位书记去举报的时候，这位书记却连连推却，说如果我得罪了这位记者，虽然他不能把我怎么样，但他还有工作过的同事、朋友，谁来搞我一下，我都吃罪不起啊。基层辛苦干一年，也许就因为一篇批评报道把你所有的工作全都否定了。这个管理着上百万人口的县委书记的真实表白，让林江感到震动。

有关人士指出，目前推出的上网查验记者证的举措，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假冒记者行骗的行为，但如果是真记者借手中权力牟取私利，又该如何防范和监督呢？

有专家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自律与他律的问题。不少媒体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与管理的同时，还将采编与经营分开，一旦发现以稿谋私即以严处，这将有效地抑制不正之风的产生。但监督与防范尤其需要他律，公布举报电话，加强社会监督是一条有力的措施。这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同时，中国的媒体是属于党政系统的一部分，记者证的权力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的权力和组织的权力，因此，对记者对媒体的监督是和对党政组织的监督联系在一起的，后者的问题解决了，前者的问题才可能根本解决。

　　保护

跟记者证有关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采访权问题。记者证的背后往往代表着公众的知情权，但在一些拥有强势力量、不太重视民意的人面前，记者证往往会显得虚弱无力。某省政法委曾作出规定，新闻记者在全省政法系统所属的任何一个单位采访时，都必须持政法委颁发的“记者证”。否则，属于记者违反宣传纪律，被采访单位有权拒绝接受采访。在这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正式记者证被视作无物。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本该政务公开的政府部门，在有意无意给记者采访设置障碍，记者被打的事件更是屡屡发生。

显然，对记者证而言，仅仅是对其进行规范、防止其权力滥用是不够的，还应该对其合法权力进行有效保护，权责一致，这是新闻行业健康发展的要求，也是公民社会成长的要求。

“新记者证制度的实施肯定不能解决记者采访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林江并不讳言，“但这些矛盾可以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完善逐步解决。我们希望新的记者证管理办法只是我们行业管理方式适应变化的一个开端，明年我们还将引入和实行新闻从业人员资格制度、报纸评估论证制度等新的管理方式，以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新闻行业的管理走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