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战劳工的痛苦回忆(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9日10:08 合肥报业网--江淮晨报

　　逍遥津

　　他被日军抓走的时候，只有十六岁。

　　在日本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和许许多多中国劳工一样，过着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的生活。

　　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辗转回到了中国，而他的很多同胞，是躺在骨灰盒里回到了故土……

　　是什么使人在跨越了60年的历史长河后，仍然难忘当年的那一段刻骨经历？

　　是什么使人宁愿背负屈辱也不愿忘却历史？又是什么使他们心生无畏，在行将离开人世的最后关头，踏上了“对日索赔”的艰难之旅？

　　我们试图从他——闫玉成，一位安徽二战劳工的身上找到答案。

　　一、六十年前的往事

　　冒着淮河岸边刮来的寒风，在淮南市李咀孜煤矿一个破旧的生活区内，记者找到了闫玉成老人。

　　闫玉成老人有75岁了，却一点也不显老。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脱了旧棉袄，在屋前挥舞着斧子劈木头。他将手头的活扔下来，转身将记者领进了屋。

　　闫老原先的住房让给了小儿子闫绍清，他和老伴住在紧挨原住房后面简易搭建起来的小矮房内，两间，一间睡觉，另一间是厨房。他的老伴姜凤芝自1998年脑出血致偏瘫后，就一直躺在床上没下过地，已经整整5年了。

　　闫老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他原籍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马坨店乡大夫庄，为什么叫“大夫庄”，是不是过去出过很多高官，闫老说不上来，但他说，大夫庄的历史很长，已经有几百年，至今仍然还叫这个名字。

　　老伴姜凤芝和闫老同乡，1955年，因为支持淮南煤矿建设，闫玉成和姜凤芝从本溪矿务局南下赴皖，先在谢家集一矿供应科，后调至李郢孜二矿，1959年到李咀孜煤矿工作，一直干到1989年退休。算一算，从他俩1929年出生到现在，在安徽已经生活工作了近50年。

　　我们的采访，或者说，闫老的回忆就在他这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开始，随着他的讲述，60年前的那段锥心往事徐徐展现出来。

　　二、落入魔爪

　　1944年7月17日，凌晨4点左右，日军驻安山（距大夫庄不远的一个小火车站，现名九龙山站）的本田部队，将大夫庄全村包围，由日本兵、保长端着枪、拿着名单，按单挨家挨户抓人。这份名单是由学校老师报给日军的，上面都是当地的抗日积极分子。闫玉成当时只有16岁，但他已经是儿童团团长、抗日救国会会员，没能幸免。

　　被抓的人有二三十个，大部分都是救国会会员。闫和他的大伯闫希森被绑在一块，和大家一道，用一根绳子串着，两人一排绑着胳膊，一大溜长。日军押着他们，由于怕遭伏击，不走大路，专走田野、高粱地，回到安山时天已大亮。

　　到安山后，被抓的人关在队部里，过了几天，年老体弱的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剩下了20个人左右，这些人被日军用火车运到了秦皇岛。

　　闫玉成上过学，识得字，在上火车前，他特别留意看了一眼身边日本兵手里的一张单子，上面写着：俘虏华工送至名簿。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要被送到哪里。

　　车到秦皇岛，所有人被关进了日军1482部队监狱，时间长达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闫玉成和其他中国人，被迫在牢里吃喝拉撒，偶尔放风，时间也非常短。日军担心他们自杀，将所有人的裤带都收去了。牢里的饭又酸又臭，头几天，大家都不吃，实在饿了，就勉强吃几口，吃下去就拉肚子，一个月下来，死了好几个。

　　一个月后，闫玉成和剩下的同胞们，被闷罐车拉到了塘沽大沽口附近的一个“华北劳工协会收容所”。这里一面临海，三面围着铁丝网，四处布满岗哨，戒备森严。一进收容所的铁丝网，他们就被令脱去所有衣服，换上了草绿色的粗布制服。闫玉成由于忘了脱袜子，挨了一顿打。

　　收容所里有十几幢木板房，又长又宽，房子里两边都是木板通铺，里面关满了被抓来的中国人。每天晚上临睡前，大家都被令脱去衣服，只给一双毯子和一双胶鞋，鞋子当枕头，毯子用来盖。日本兵抬个大缸放在屋中间，给他们大小便，起夜时必须要向看守的士兵报告，否则就会招来毒打。

　　闫玉成他们在收容所里关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什么事也不干，白天就在室外小范围活动，晚上大家就瞪着眼看天花板，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在等着他们。有时想家了，就用毯子蒙住头哭一场。闫玉成说：“那个滋味，比死还难受。”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给了闫玉成很大的刺激，至今难忘。

　　一是开始大规模地死人。日本人给闫玉成他们吃的都是玉米饼子，饼子很厚，蒸不透，里面都是生的，大家吃下去后，没有开水喝，只好喝生水，结果很多人拉肚子，拉到最后，活活虚脱而死。

　　那些天，闫玉成天天看到身边的人相继死去，日本兵拉来马车，将死尸装上车，上面盖张草席，整车整车往外拉，拉到哪大伙也不清楚。闫玉成后来听说，在当时，塘沽区有两个“万人坑”，他想，那些曾经和他共吃共睡的同胞们的尸骨，十有八九就被扔在了“万人坑”里。

　　还有一件事就是逃跑。当时，济南警备队也有不少人被日军抓到了收容所。有天晚上，中国士兵发动逃跑，被日军发现了。闫玉成回忆说，那天晚上，整个收容所乱成一片，到处都是人声枪声，他光着身子，手里拿着鞋，从窗户里跳了出来，顺着水沟向北跑，只听得枪声大作，子弹乱飞。他跑到前面一看，水沟又深又宽，前头还拉着铁丝网，没办法，只好又原路摸回来。回到屋里一看，大伯坐在床上正担心他，在离他大伯不远处的木墙上，子弹将墙打穿了好几个洞。

　　第二天早上，闫玉成起来隔窗一看，外面遍地都是中国同胞的尸体，全都光着身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被逮住的也不少，也全都光着身子绑在一起。日本人将所有关在收容所里的几千中国人集合起来，一个一个地排查，查出一个，就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带走，从此死活不知。

　　三、掳至日本充当劳工

　　在收容所里度过了担惊受怕的一个多月，闫玉成他们终于要换地方了。

　　一天下午，所有中国同胞被勒令带好毯子，全部集合。他们被日本兵押着，赶到了大沽口码头，上了一艘日本货轮。闫玉成记不太清楚货轮是不是叫“青岛丸”号，但他很清楚地记得上船时的情形。当时船舷边挂了许多蒜头和辣椒，看见这些家乡的特产，大家心情一下复杂起来，都抢着往口袋里装，一边装，一边看着眼前茫茫一片的大海，心里都暗自猜测到，可能是要去日本。

　　下午四点左右，船离大沽口，向港外驶去，还没完全驶出港口，闫玉成就听到有人喊“跳海了”、“有人跳海了”，他一下子哭出声来。

　　船走了七天七夜，经秦皇岛外海海域、大连海域，至朝鲜半岛西海岸，再过釜山、济州岛，最后到达日本本州，停在了海面上。

　　闫玉成他们被小木船直接运到了本州岛的下关，上岸第一件事就是送到医院洗澡，后来他才明白，所谓洗澡就是消毒，连衣服都被高温蒸薰过了，他洗完澡后领到衣服，发现口袋的蒜头都被蒸得稀烂。

　　洗完澡，他们被分批送到了九州岛的门司，紧接着上了火车，几个小时后，他们在福冈县饭冢车站下车，随即被汽车送到了目的地——日本九州福冈县饭冢市嘉穗郡穗波村“三菱饭冢炭坑日华寮”。

　　“日华寮”其实就是日军强迫中国劳工做苦力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在日本到处都是。“三菱饭冢炭坑日华寮”内的中国劳工，工作就是挖煤。闫玉成他们到达“日华寮”时，里面已经有很多中国劳工了，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和闫玉成一同被押来的中国劳工有一百八九十人，分别住在五幢工房里，屋外就是电网，日本兵持着枪，四处走来走去，四周还有岗哨。

　　闫玉成还记得当时的舍监叫古贺严，后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叫清水。这两个日本人负责管理闫玉成这一批人。这批人中，体弱多病的被分工干些杂活，比如打开水、扫地、在厨房帮忙，体质好些的一律下矿井，有的采煤，有的掘进，各工种都有，由于没有安全措施，下井采煤的中国同胞很多都死在了井下，闫玉成因年龄太小，被分配在地面上干些杂活，这使他成为活着回国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劳工中的一个。

　　在“日华寮”，是没有办法逃出来的，除了难以逃过日本兵的把守外，还因为漫山是树，四面环海，就算逃出了“日华寮”，也难以逃出生天。闫玉成他们心里绝了指望，过一天算一天，不知何日才是尽头。而在海天相隔的祖国，家人亲朋都了无音讯，虽然同在一世，却实同阴阳相隔，再见无期了。

　　直到回国后，闫玉成才知道，他被抓走后，母亲就急疯了，成天在外跑来跑去，口里喊着他的名字，家人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也没有结果。直到闫玉成在“日华寮”结识了一个沈阳籍的翻译，叫吴恒利，帮他找来纸笔给家里写了封信，家里人才知道他和大伯被抓去了日本，又是一通痛哭，心想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面了。

　　在“日华寮”度过了一年多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日本投降了，在日中国劳工开始分批回国。1945年12月，闫玉成等人从福冈港登上了“小野丸”号货轮，踏上了回国的路程。一年多前去日本，船因为怕遭到袭击，走了七天七夜，回来时顺风顺水，又是直线，只走了三天三夜就到了天津港。但是大家?⒉皇翘朔埽蛭ナ焙芏嗍煜さ拿婵祝缃穸技坏搅耍械奶稍诠腔液欣铮赏缃艚舯г诨忱铮旯楣世铮桓嗟脑蚴嵌颊也坏剑荒芴稍谝旃绲牡叵拢Ｍ婀舐健?

　　四、“还我们一个公道”

　　从日本回国后，闫玉成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学习、参军，解放后参加工作，成家，生儿育女……就像千千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过着虽然清贫但很安逸的生活。近六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他本以为会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走完这一生。但是随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潮涌一浪高过一浪，而日本政府对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拒不悔过，老人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60年前的那一幕幕人间惨剧又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倒来倒去。2003年1月4日、3月7日，老人两次独自前往北京，找到了无偿为中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提供法律帮助的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健律师，希望能够被追加为原告。在北京，他带着激愤、带着凛然正气，向前来接洽的日本律师振振而言：“我们是中国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家过着和平祥和的生活……日本侵略者无理地逮捕了我们，并将我们押往日本，从事奴役，使我们受到非人的待遇，历尽千辛万苦，所幸还未丧失性命。如今，日本政府对中国劳工事件不但不认错、赔礼道歉，还千方百计巧言诡辩，妄图掩盖真相，欺骗世人，这在道义上是绝不允许的。我们要求日本政府、企业对中国劳工（不管是健在的或是已死去的），要有合情合理、认真负责的一个交待，还我们一个公道。”

　　文、图／本报记者祁海群

（来源：逍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