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鲍威尔，刚在巴拿马与陈水扁握过手，转身又在得克萨斯宣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究竟怎样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

　　现在来谈中美关系，可以说恰逢其时。因为近来一系列事态又在牵动中美关系的神经。贸易摩擦日益凸显，台湾陈水扁之流的“公投”闹剧又在考验着美国的立场。然而积极的事态也在不断涌现。以10月下旬国防部长曹刚川访问美国和我海军舰艇部队访问美军关岛基地为标志，中美军事交流步伐加快。在11月初于美国得州举行的一次中美之间的大型会议上，鲍威尔对中美关系做出的上述描述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就在人们关注美国如何看待台湾“公投立法”的时候，美方重申“反对台湾举行任何会改变台湾地位或走向独立的公民投票。”今年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在埃维昂和曼谷两次会面，而就在本期付印时，温家宝总理又踏上访美途程。谈起中美关系，北京人有句玩笑话：“就连出租车司机都能侃出点道道来。”中美关系如此重要，牵扯如此之广，关注者如此之众。可以说100个人就会有100种不同观点，是一个总也争论不休的话题。

　　就在此时，我们邀请几位专家以亲身经历和多年研究所得，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大概轮廓。 （世界知识2003年第24期）温家宝总理访美前——亲历中美关系的一次浓缩场景鲍威尔：“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钱其琛：“中美关系还应该更好。”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美国得克萨斯州将会有它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都访问过这个位于美国南部的大州。今年11月初，以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同志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得州访问并参加在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举行的“中美关系：过去、现在、未来”会议。

　　参加会议开幕式的达2500人。美国前总统布什亲自主持。他说，中美关系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的领导人都清楚这一关系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地推进双方关系的发展。他特别提了一句：“现任美国总统是非常重视中美关系的，对这位总统我是很了解的。”这句话引来了全场的笑声和掌声。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专程从华盛顿飞来参加会议。在长达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中，鲍威尔称“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他用许多具体的事例来回顾和描述两国关系的发展。他说道，他本人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3年，当时只是一名年轻的陆军中校；而现任的美国总统布什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5年，是去探望在北京任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夫妇，他在中国停留了6个星期，并在北京的父母处庆祝了自己的29岁生日。鲍威尔形容那是“乒乓外交的年代，是把大熊猫当使者的年代，是令人兴奋的年代”，经历了日后的风雨曲折之后，“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钱其琛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他对鲍威尔所说的“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表示同意，但他说可以再加一句：“中美关系还应该更好。”他还说，即使是最乐观的人在32年前也想像不到中美今天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应邀参加会议的中美双方成员从各自的领域阐述了这种广度和深度，还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曾在中美关系中做过破冰之旅的基辛格博士说，回想当年，真是不可思议。中国当时没有多少外交官在国外，美国对中国也是一点也不了解，双方没有贸易往来，没有旅游往来，没有留学生交流。但这反倒没有包袱了，什么也不知道反而能谈起来。他还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与周恩来总理相处的岁月。得州农工大学名誉教授、年届90高龄的美国著名农业科学家诺曼·博洛格向与会的中美两国的年轻一代介绍了他和中国的农业科学家几十年来愉快合作的感人故事。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告诉大家，他有生之年的最大心愿之一是，让人们真正理解中国的“水稻之父”袁隆平对世界的杰出贡献。

　　在闭幕晚宴上，得州农工大学50名男大学生统一服装，整齐列队，高唱中美两国国歌。听着他们用标准的汉语普通话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时，真难以相信他们实际上并不懂中文。据说在排练时，有人好心地建议，用录音带来代替，免得出错。但是这些美国大学生拒绝了。他们表示，要用自己的真实声音来唱好中国国歌，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学好《义勇军进行曲》。他们成功了，而且用铿锵有力的歌声将整个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在我参加过的多次中美关系研讨会中，这次会议的整体气氛、议题设计、报告水平是最好的一次。人们从这次会议上看到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全景。不少历史的当事人亲临现场，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再现中美两国在过去的32年中走过的风雨历程。回顾历史，有一条主线是明晰的，那就是中美关系一直在向前发展。有曲折，但没有倒退；有困难，但总能在“祸兮福所依”这么一种轨迹上化解。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都没有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可见，在国际关系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对利益的判断和追求。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各国的利益交叉点正在增多。

　　中美关系发展中还有一个呈规律性的现象，即每当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时，台湾岛内的一股政治势力便要出来兴风作浪，企图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不少有识之士表示，他们已从这股势力的表演中，越来越看清一些人的本质。在9．11之后美国将全球反恐列为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之际，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稳定的东亚。如在这一基本判断上失误，图小利，坏大局，则肯定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机会经历一些浓缩了的场景。在这种浓缩的场景中，历史与现状，偶然与必然，静与动，人与事，都会在某一个大事件上汇合。这个大事件会使所有的参与者都感受到身在其中的意义，感受到历史力量的不可抗拒，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与群体的力量，在增强自信的同时也学会欣赏他人。在国际大舞台上，这种浓缩场景的出现率还是相当高的，参与其中，是一次丰富的精神享受。感受中美安全对话的一次研讨会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张沱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

　　“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鲍威尔这句最引人注目的话大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感觉，在两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让我想起11月上旬在美国参加的中美安全对话研讨会，这是中美之间具有第二轨道性质的重要对话，自1998年以来已经举行了五次。钱其琛同志在参加得州的会议后亦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双方都认为这次会议是历次研讨会中开得最好的一次。不论是与会人员的规格，还是讨论内容的深度及双方所能达到的共识，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双方均对两年来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与发展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了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美方参加这次会议的以民主党人士居多，但也有共和党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希望和中国继续保持和推进当前的重大国际合作，妥善处理分歧，使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会议上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即美国有求于中国的一面在上升。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美国对我合作的需求明显增长。这一点在当前美国面临许多重大安全挑战的情况下突显出来。当然，在总体上还是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地方多些，这种情况不会在短期内改变。但双方需求不平衡的状况出现改善趋势，则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布什上台以来发表了许多安全方面的报告，美方认为其中最值得中国重视的是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里面虽然提出了引发争议的“先发制人”战略，但最重要的却是提出了一个观点：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国合作而非对抗的可能。

　　第四，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交叉决定了双方的安全合作不断加强，不同则给双方的合作带来局限性，处理不好还可能影响甚至破坏双方的合作。当前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中国最关注台湾问题，而美国最关注反恐和扩散问题（当前集中在伊拉克和朝核问题上）。在朝核问题上美方有两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认为在近期，朝核问题可能比台湾问题更具风险性；二是希望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中发挥关键作用。当然，与去年举行这种双方对话时相比，美方对台海形势的关切已明显上升，担心形势的发展会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因此，美方在强调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决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有一个发言，除表示同意鲍威尔关于中美关系现状的观点外，也明确指出：影响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其中包括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美国这个现存大国之间必然会有的那种矛盾、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两国间的台湾问题等。这一分析显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用三句话解读当前中美关系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我认同“最好时期”这个判断张沱生

　　我想以三句话概括当前的中美关系：第一，讲中美关系处于自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好的时期是有道理的；第二，仍然存在着严重挑战；第三，下一步怎样走，现在处于关键时刻。

　　为什么说现在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首先是双方的高层接触和互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近两年，两国最高领导人及其他高层接触之频繁、深入，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接触形式既有双边又有多边。第二，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经贸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最牢固的纽带。当然今年也出现了较大摩擦，如美要求我人民币升值、对我纺织品实施反倾销等。但这是在双方经贸合作得到巨大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美欧、美日之间早已存在。第三，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反恐问题上开展了良好合作。非传统安全现在包括很多内容，比如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治理环境污染、对付跨国疾病、能源合作等，其中反恐是当前最突出的一点。现在看来，中美在反恐上的合作恐怕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第四，在地区安全问题、防扩散问题上，双方进行了重大合作。当前这一合作突出地表现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在和平对话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发挥了积极、主导的作用。上述第三、四两点表明，中美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正在重新显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两国曾因共同对付苏联威胁形成战略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五，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有所调整。与布什刚上台时明显抬升美台关系相比，去年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后，美国作出了一些表态，对台湾施加了一定压力。今年台湾当局提出“公投”问题后，美国对台湾的做法又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这表明，美国试图重新在两岸之间找到一种新的政策平衡点。

　　目前中美关系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合作广泛，在经济、安全、全球问题上开展了多种合作，合作方式既有双边又有多边，双方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第二，一个时期以来，合作成为主线，分歧暂时处于潜在或不十分突出的状态。第三，两国关系在经过十多年来多次起伏之后，双方已能够更加务实地开展合作、对待分歧。比如双方在伊拉克问题和经贸摩擦问题上的态度。第四，双方对于对方最大的安全关切已有了较深的认识。我认为应慎用“最好时期”的提法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我认为用“最好时期”来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要谨慎。我认为这种说法起码是把中美关系简单化了。这种提法美国用得更多一些，不能排除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向我们灌迷魂汤，比如称中国的外交“越来越成熟”，建议我们在台湾问题上要克制等。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却不减反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才不断向大陆挑衅。但是对于“共同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是完全可以说是双方正在做的。当前的中美关系比布什上台初期要平稳。首先在反恐问题上中美确实进行了较好的合作。9．11之后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超过很多人的想像。在其他方面中美间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北京已经建立了办公机构等。

　　第二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确实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美国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朝核问题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在此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期待和指望还是长期性的。

　　第三是近来中美军方的交流开始增加。美国新保守派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是国防部，曹刚川国防部长最近访美，直接和美国最保守的一派打了交道，有人称其为中国的“防务外交”。近年来中美的军方交流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军方对我们的封锁是相当严的。现在这种局面基本上打破了。两国军方交流的恢复对化解相互的猜疑、保持沟通的渠道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在经济层面，美国处于经济复苏期，中国现在对亚太经济的增长正扮演一个引擎的角色，这对美国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有双方在ＷＴＯ中的合作在加强。这说明中美在拉动世界经济、整合世界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

　　现在中美关系总起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机遇，而且也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今年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已经两次会晤，这次温家宝总理访美也是一个增进中美关系的很好的机遇。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江凌飞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研室教授

　　中美战略关系在新世纪之初能够获得较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顺应了国际大趋势的结果。这个国际大趋势就是全球化。真正意义的全球化应当始于冷战铁幕的拆除。世界被两个对立体制、两个平行市场长期分割的局面终结了，这为全球化扫清了政治障碍。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则为全球化的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手段。在这样两个前提条件下，全球化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所以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了几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表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第二个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全球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政治进程、并涉及人类的安全；第三个是2003年的ＳＡＲＳ疾病的全球肆虐与防治，表明社会公众领域的事务也深深地卷入到全球化的影响之中。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深了国际关系的深度交叉和相互依赖性，同时，全球化的尖锐矛盾又凸显了“全球问题”对人类和平、发展与安全的威胁。这些“全球问题”，都是由全球化的深刻矛盾引发的，又都具有世界范围的破坏性和影响力。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个大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协调一致的共同努力来加以治理和防范，否则就难以得到解决。因此我们看到，近年来一些大国明显地加强了他们在应对“全球问题”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努力把他们在传统安全领域中的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不能不说是中美合作关系能够得到发展的一个大背景。美国反恐战略的需求江凌飞

　　中美合作关系能够重新恢复好的势头，还同美国反恐战略的需求有密切关系。坦率地讲，冷战结束后，美国按传统思维寻找“新敌人”，始终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视中国为主要挑战对手的政治情结。这些年，中美关系不断被一些突发事件抛入险峰低谷，台湾问题始终麻烦不断，就是这种情绪的顽固表现。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本土和它在世界各地的利益遭到国际恐怖主义防不胜防的袭击，以及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陷入始料未及的困境，都使美国改变了它对国家安全主要威胁来自何方以及这种威胁严重程度的看法，使它不得不在建立单极世界霸权的同时，把反恐和维护国土安全的任务放在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的位置。人们戏称，真正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既不是什么“敌对国家”，也不是什么核武器之类，而是“拉爷”（本·拉登）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这个重大调整，制约了它在对华政策上的敌对倾向，同时又产生了在战略上加强合作的需求，使它不得不在形势的逼迫和美国国家利益的权衡下调整对华政策。从历史上看，中美合作一般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中国弱美国强，中国对美国不构成挑战；二是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相同，中国在政治上是美国的附庸；三是中美相互之间有重大的战略利益需求。蒋介石政府时期，上述三个条件都具备，美国和当时的中国是“盟邦”；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三个条件具备了两个。而现在，中美不同的社会制度差异依然存在，而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力，又成了美国社会右翼鹰派势力的一块“心病”。因此，中美之间是否存在关乎全局的、重大的战略利害关系，就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现在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感到它有求于中国。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做潜在对手了阮宗泽

　　在美国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新兴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于是这两个国家必然会发生冲突。有意无意中人们就会拿这种看法来对中美做对比，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就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美国。这种思想现在在美国有相当的市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称不称霸不取决于中国的意图好坏，而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国际关系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将必然走向霸权之路。中美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不好说，但是“冲突是必然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有其悲剧色彩”的一面。从过去500年大国历史的兴衰看，大国的崛起往往引起国际关系的重新洗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起，也会带来新一轮的力量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特别是和当前霸权国的矛盾。但是中国不会走过去大国崛起的老路。中国要走一条和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不一样的道路，这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目前看来任务很艰巨。如何找出这样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实属不易。现在中美关系获得一个建设性合作时期也好，还是获得一定阶段的发展也好，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而在于它首先要对付的是恐怖主义这一更现实的敌人，只是把中国这个潜在的敌手往后移了。何况在这场反恐斗争中，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能够给予美国这样的合作，所以中美关系有了这样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间歇期。但是这个间歇期也有一定的可变性，包括有一些美国人所说的中国人在利用美国反恐的这段时间在大力构筑自己的安全网络，所以也有人提醒美国方面要注意中国的这些所作所为可能对美国形成的潜在的挑战。美国现在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它不会成太大的气候；另一方面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心存疑虑。美国进入中亚一定程度上也是要盯住上海合作组织。这些问题说不定在未来某个时期也会转化成热点问题。两军交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性内容江凌飞

　　近年来，中美合作关系的发展，除表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军事领域也有所突破，两军关系重新开始热络起来。中美两军的关系历来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最脆弱的环节。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两军关系是最后修复的领域；中美关系遭遇挫折，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两军关系。对此，我个人就有这方面的深切感触与经历。1987年中美两军的国防大学酝酿互派留学生，我是中方预选对象之一，为此还参加了派出前的培训。“六·四”风波后，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制裁，这项计划因此而中断，而且一断就是十多年。1997年我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研讨班第一期的成员赴美，这个研讨班连续办了数期，对推进两军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是很有裨益的，“炸馆事件”发生，美方就借故停办了这个班。1998年中国国防大学教官赴美考察团应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邀请赴美访问，我担任团长，访问的效果令双方均感到满意，商定继续搞下去，以后又去了第二批。“撞机事件”一发生，这个交流项目也立即被取消。由此看来，中美两军的交流关系不像双方在经济领域的持续发展进程，而总是走走停停，形不成规模和气候。这同美台之间的军事关系正好形成严重的反差，表明美方对我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上的不信任感和抱持以台制我的企图不放。但是近一两年，中美两军的关系似乎又恢复了良好发展的势头，高层互访频繁，两军的交流与合作领域也有了一些扩大。在反恐问题上加强了情报合作与相关配合，在对付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海上搜救方面进行两军的联合演习，实现了双方海军舰只的互访，在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的对外开放度上也有所放宽。但两军交流的象征意义仍远远大于实质性内容，其深度甚至还没有达到卡特和里根总统时期水平。因此就两军关系而言，现在还不能说是中美关系的最好时期。尤其是中美两军交流的发展还没有同美台之间军事交流的逐渐减少挂起钩来。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江凌飞

　　当前，陈水扁之流在台湾岛内导演的“公投立法”、“公投制宪”的闹剧，制造了又一起台湾海峡危机。这场危机迟早要来。这是因为海峡两岸三方的利益诉求根本对立。大陆坚持要统一，台湾执政当局要“独立”，美国要无限期拖延，三方的利益诉求南辕北辙。因此，冲突的激化只是迟早的事。这场事变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奉行的“不统不独”的政策导致了今天“台独”势力的一意孤行，正是美国声称的为“避免大陆动武”、“维持两岸军力平衡”的对台军售政策导致了动武底线可能被突破。在美国对台实质性政策的暗中怂恿和鼓励下，“台独”势力认为时机成熟，反过来要“劫持”美国了。“台独”向大陆的摊牌，也就是它向美国的摊牌。美中关系所面临的这一次考验对美国来说是决定性的，它必须在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是要台湾还是要大陆？是要李登辉、陈水扁几个死硬“台独”分子，还是要美国在亚太和全球的利益大局？为此，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和美台事实上存在的准军事联盟关系必须改变。潜伏的挑战台湾问题和朝核问题都可能成为引发突发事件的导火线。潜伏的挑战很可能会马上浮现张沱生

　　中美关系在面临机遇的时候也仍然面对挑战，虽然这些挑战近两年处在潜伏或不那么突出的状态，但仍可能重新浮现出来。这也是描述中美关系现状不能忽略的一个方面。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朝核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是双方很大的一个合作点，是一个机遇。但是谁也不能说六方会谈一定会成功，现在很多人担心六方会谈可能失败。中国是调节人，决定权不在我们手上。美朝之间的敌对观念太深了，而且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才坐下来和朝鲜谈，是否真心想对话解决问题还很难说。由于美朝双方都对中国抱有很大希望，一旦六方会谈失败，美朝双方可能都会对中国不满，我政策将面对艰难选择。

　　第二，台湾问题。台湾马上要进行“大选”，而且现在台湾当局事实上已搞出了一个“台独”的“时间表”。这些年两岸关系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发展，美国人也说现在时间在大陆一边。在此情况下，“台独”势力越来越紧张，因此拼命想打破这一对其不利的两岸关系现状。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对台当局制造麻烦的某些做法有不满，施加了一些压力，但又不时表现出“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大陆、台湾如此，对泛蓝、泛绿亦如此。最近美一些势力搞小动作，提升陈水扁过境美国的待遇，鲍威尔亦在巴拿马与陈握手，虽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台当局借此大肆渲染，客观上使陈水扁的支持率上升。美国国内有多种派别力量，其中有一股保守势力，其对台独势力的支持与纵容是始终如一的，美对台军售也仍在继续发展。更令人担心的是，当前美最高当局似乎对“台独”势力向大陆底线挑衅的危险性明显估计不足，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很可能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巨大的损害。

　　第三，中美在反恐问题上实行重大合作的同时，亦存在着不应忽视的分歧，这在双方关于如何有效开展国际反恐斗争、应建立怎样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上明显地反映出来。目前这一分歧与双方的合作相比是第二位的，但却又是深刻的。能否逐渐缩小分歧，对两国能否在反恐问题上长期开展合作将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第四，美国现正在进行的全球军事部署调整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调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讲，这里面适应反恐和军事变革需要的成分很大，但是否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呢？近两年来美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和机动性都在不断加强，美军往关岛派驻先进的潜艇和作战飞机只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如果台海一旦发生武装冲突，这些部署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中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台湾问题和朝核问题都可能成为引发突发事件的导火线阮宗泽

　　现在中美的确处在一个特殊敏感的时期：一是台湾正在推进所谓的“公投立法”，试图为“台独”制造理论依据。前不久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就很感慨，他说30年前中美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台湾问题，30年后中美关系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现在陈水扁又铁了心玩火。台湾当局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不定时导弹”，随时可能引爆，陈水扁是台海两岸和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二是美国的选举，这虽然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周期性因素，也可能波及中美关系。有人预测如果布什连任的话，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可能会继续存在，还会影响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

　　三是突发性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很大。近几年来影响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除了台湾问题，就是突发性事件。比如“炸馆事件”、“撞机事件”、9．11事件。由此我联想到，台湾问题和朝核问题都可能成为引发突发事件的导火线。朝鲜方面曾表示，朝鲜绝不是纸老虎，它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朝核问题如何发展可能是下一阶段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在近期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处理好双方的分歧，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对布什来讲，在他剩下的任期内，美国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目前伊拉克局势使美进退维谷。在朝核问题上美国确实想以拖待变，不急于谈。美国一种看法认为朝鲜迟早一天要从内部垮掉的，不用谈。对布什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大选问题，所以美国还需要与中国保持较好的关系。但是突发性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必须树立起针对突发性事件的危机处理意识。中美关系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张沱生

　　现在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目前存在两种前景：要么再上一个台阶，要么重新出现大的倒退。如果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能够坚持下去并逐步取得成果，更重要的是如果中美在近期能加强合作，防止或处理好因台湾选举、“台独”挑衅可能引发的台海危机，就将大大减少未来中美关系的风险。如果中美关系能够闯过这两关，经受住这两大考验，中美关系就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合作明显大于分歧的阶段，相互较为适应的阶段。我国一位学者指出，近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崛起是无法阻挡的，然而中国的崛起也并没有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形成挑战。如果这一判断正确的话，最好的结局将是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现存大国相互间的逐渐适应和对对方国际地位的某种承认，从而使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现在美国有一派的观点是要把中国融入国际机制，同时承认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上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未必正确，但其实行有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两国关系合作为主、逐渐相互适应的状况，将使中美关系跳出大国兴衰必然导致对抗的历史循环，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化但不是没有可能的前景，中美两国应为此而努力。

　　但如果上述两个问题处理不好，这两关过不去，中美关系可能再一次出现倒退。现在大的考验就在眼前。特别是如果“台独”势力真要在选举前后挑战我们的底线，中国将别无选择，必须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还要插手，进行军事干涉，中美关系甚至可能趋向对抗。这种最坏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虽然并不很大，但却是中美双方应尽力避免的。摩擦和纠纷只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支流中美之间的贸易优势不在中国这一边。中美倘若发生了贸易战，其优势不在美国一方。周世俭中华全国美国学会常务理事

　　中美经贸合作是建立在互惠互利和双赢的基础之上的。中美经贸关系最近六年发展很快。按照中方统计，1997年中美贸易额为490亿美元，到2002年达到972亿美元，翻了一番；按照美国统计，1997年中美贸易总额为753亿美元，2002年为1472亿美元，也是翻了一番。今年前十个月，中美贸易进出口总额按照中方统计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全年有望达到1200亿美元；按照美国统计，今年美中贸易额有望逼近2000亿美元。如此大的规模，然后在如此大的基础上再翻番，这在中国外贸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美贸易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也非常迅速。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2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率为15％，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发展也非常迅速。美国是中国最大的ＦＤＩ(直接投资)来源地。从1980年到今年9月底，美国在华投资的实际数额累计为430亿美元，而从2000年到今年9月底就达到了173亿美元，占美国24年来在华投资的40％。这个数额相当大，把日本远远抛在了后面(同期日本的数字为142亿美元)。从中美经贸的绝对值、规模和美国对华投资的势头方面来看，中美经贸关系应该说处在一个较好时期，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具体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优势不在中国这一边

　　从中国角度讲，我们发展中美贸易归根到底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一缺资金，二缺技术。资金方面美国基本满足了中国的要求——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但对于技术的缺乏问题，中国还没有解决。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订“中国入世双边议定书”时，美国方面郑重做出了两个承诺：一是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永久最惠国待遇，这一点克林顿总统履行了他的诺言。二是美国承诺向中国转让高科技，但这方面美国至今没有做到。中国所需要的高科技，美国卡着不放，使得美国企业作茧自缚，无法与欧盟、日本争夺在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倘若美国政府能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那么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很有可能发生逆转。1983年～1988年，里根总统作为共和党的右翼于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在美国实行高科技出口管制的215类商品中，向中国放宽了32类，使美国对华出口额大大增加。如果美国现任政府能在高科技领域继续对中国放宽限制，中美贸易还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取得更快地发展。比如在大型核电站技术方面美国最先进，出口一座核电站就上百亿美元，中国要发展核电，这是多大的市场。又如超大型的计算机我们每个省的气象台都需要，而一台就需十几亿美元。一架波音747飞机是1．5亿美元，而中国要出口几千万双鞋才能换来一架波音747飞机！

　　因此，在中美经贸合作中，优势在美国一方，目前出现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只是美国的优势尚未发挥出来。美国放宽高科技出口管制是缓解美国对华外贸逆差的捷径。而且，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很多产品不是“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而是“ＭａｄｅｉｎＡｓｉａ”，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投资，把原来它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一部分转移到了中国大陆。

　　美国对高科产品的出口限制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一项高科技产品尽管来自比利时，但只要其科技含量超过1／3来自美国，比利时就需要到美国商务部领取出口许可证。现在美国最想卖给我们的是转基因大豆、小麦、棉花、玉米、土豆，这些东西要卖多少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更何况这些东西中国并不缺。中美倘若发生了贸易战，其优势不在美国一方

　　目前，虽然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与贸易纠纷此起彼伏，但是应该看到，中美两国经贸领域的摩擦与纠纷大多是两国某些产业部门、具体行业之间经济利益的问题，不是国家间的根本利害冲突，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的，过去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些摩擦和纠纷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支流，不应当影响两国经贸合作的主流。两国之间随着经济领域接触面的增加，摩擦点也必然会增多，这是正常现象。

　　平等互利是开展经贸合作的基本前提，优势互补是扩大经贸合作的重要条件，友好协商是处理纠纷和争端的有效途径。动辄以制裁和报复相威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既违背多边贸易机制的原则，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尖锐化。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而且还会殃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马哈蒂尔曾经说，两只大象搏斗，草地也要遭殃。东南亚国家最害怕中美发生贸易冲突，城门失火，必殃及池鱼。中美若发生贸易战，他人就会坐收渔翁之利。

　　但同时我们应该清楚，中美倘若发生了贸易战，其优势并不在美国一方。美国国内的产业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利益不同、意见不一，很难互相配合，因而会给美国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使美国政府有后顾之忧，顾此失彼，造成被动的局面。30多年来中美之间只爆发了一场贸易战，即1983年关于纺织品的贸易纷争，其结果是美国妥协就证明了这一点。今年的情况和1983年有些类似。1983年的1月13日，美国国务院在中美纺织品谈判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单边限制从中国进口纺织品，一个星期后，中国决定立即停止购买美国的小麦、棉花、大豆、玉米。消息传出后的第二天，美国芝加哥股票交易所的这些农产品的价格爆跌。农业界小麦协会的会长威尔斯先生紧急约见我，说美国纺织工业界打了你们一拳，你们踢了我们农业界一脚，而且还踢中了我们柔软的下腹。结果这场贸易纷争以美国妥协而告终。当时美国人对我说，70年代阿拉伯人用手中的石油教训了西方，今天，你们中国人用美国人的小麦教训了美国，实在是高！

　　这次也是一样。布什已经表示，纺织业只是中美贸易中很小的一部分，可以协商。所以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中美之间发生冲突不一定必然是中国让步，在贸易上就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