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负责人俞可平

　　撰稿／曲力秋（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

　　在中国现实政治研究领域，俞可平可谓是成果卓著、很具实力的重量级学者。作为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笑称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天国的研究”，即纯学术研究，另一种是“尘世的研究”，即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游走于“天国研究”和“尘世研究”之间的俞可平，能够凭借其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做出颇具影响力的分析和解释。

　　沉湎于学术王国之中的俞可平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为了推广其倡导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俞可平破天荒地开始出现在媒体面前。

　　12月9日，俞可平接受了本刊驻京记者的专访。

　　《新民周刊》：作为中国第一个民间评估政府的奖项，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创新”而不是设立一个类似于“老黄牛”式的奖项？

　　俞可平：现在确实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的一些政府连本来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好，你还要求它创新，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我理解这种看法，但不同意这种观点。作为中国第一个民间评估政府的奖项，我们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创新方面，首先是因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之中，政府的职能、结构和制度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调整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但在我们目前这种体制——有人称之为压力型体制下，地方干部很容易产生“你上级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依赖思想。所以对于地方政府的主动创新行为我们要给予特别的鼓励。

　　第二，这些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创新，我们觉得如果政府本身不带头创新的话，那么你让别人去创新时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我们提出政府应该成为创新的表率。

　　第三。政府创新是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很多人一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或政府创新就以为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做法，其实不然，世界各国都在提倡政府创新。联合国在过去的10年中就与其他国家共同举办过5届“政府创新全球论坛”，上个月，我还带着我们第一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代表参加了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五届全球政府创新论坛。我主持了一场“低成本政府”的专题会议，获奖代表贵阳市人大的唐光族副主任还在大会上介绍了其获奖项目——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的市民旁听制度，博得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新民周刊》：您认为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创新冲动和愿望吗？

　　俞可平：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和行政改革方面的实践其实是相当活跃的，很多地方官员充满了创新的冲动，他们需要鼓励，需要与学者交流，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很多有价值的地方政府创新和改革的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宣传和推广。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去年来中国，我送给他一本我们编的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2002》，他回国后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说这本小册子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从中他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希望。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感受呢，因为我们用了令人信服的事实和他们看得懂的学术语言，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与成就。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冲动和创新行为与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相比确实有相当大的距离，从总体上看，创新还是少数，需要鼓励，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设立地方政府创新奖。

　　《新民周刊》：作为中国第一个由民间评估政府的奖项，你们在运作这个奖项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不少阻力吧？

　　俞可平：各种各样的不理解肯定是有的，但我想强调的不是不理解，我非常高兴的是这个奖从2000年开始筹备到现在，我们虽然没有红头文件，但无论是我个人也好还是项目本身也好，没有遇到明显的干预。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单位还是十分理解和宽容的，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在政治方面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开明、越来越宽容了。

　　《新民周刊》：强调政府创新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样的关系？

　　俞可平：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它包括的内容很多，我们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我觉得政治体制至少应该包括国家制度、政府制度、政党制度、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决策制度、选举制度和国防制度等。政府体制只是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括政府的机构制度，政府的政策，政府权力部门运行的机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措施、方法和手段。因此，政府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简单，也非常直接，这就是，政府体制的创新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内容。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都提出了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其实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完全可以说，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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