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兴

　　读上周六《羊城晚报》杨晓谜先生的《擦鞋为何还要“作家”招牌》一文，有点不同见解。

　　株洲六旬作家唐治军为了生计，打出“擦鞋作家”的招牌给人擦鞋，我感到很正常，也很为唐先生敢于面对现实，不作自我清高而感佩。本来作家这个行当，在世界上从古到今，能以文喂饱自己和一家老少肚子的就只有凤毛麟角，99%戴着作家头衔的作家都只能是业余的，都要一面找饭吃，一面当作家。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大诗人屈原的主业是官，他写的《天问》、《离骚》都不过是他为官之余发的一点“牢骚”罢了，唐朝的李白、杜甫、韩愈，宋朝的苏东波、陆游等等又有那些以文为生的？中国是这样，世界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是大农场主，狄更斯则兼画家，如果他们没有主业，单靠文章恐怕是没法喂饱肚子的。我想作家能不愁吃不愁穿，专心致志地写作，也只有中国解放以后计划经济的那个年代才有。那个时候，由于政治的需要，作家被号称为“灵魂工程师”，被抬到不应该有的地位上，他们与国家公务员一样也有科、处、局，甚至省部的级别，享受固定的工资和其它住房、医疗等待遇，作家能不能出作品，稿费的多少并不影响他们的生计问题。如今，社会进入到市场经济的时代，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作家也和其它商品一样得走进市场，过去那个养着“专业作家”的体制再也不复存在了，你能用文喂饱肚子，那你继续当你的作家好了，你的文如果只能喂饱你的半个肚子，那空下的一半你自己就得用不是文的办法去填饱它。

　　唐治军虽然挂有“株洲市作家协会会员”的衔头，但他显然不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专业作家”，不然他便不是拿工厂的退休金了，退一步讲，唐先生即使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专业作家，如果他的级别很低，今天想以文来补贴家庭，恐怕也非易事，一是现在要上稿是那么难，二稿费又是那么低，想以文养人，谈何容易。我不知杨先生作过调查没有，国家、省、地三级作家协会的会员好几万人，能以文喂饱自己和一家老小的又有多少？唐先生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想到以擦鞋作为他当前的求生之道，而打出“擦鞋作家”的招牌，一方面，说明唐先生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还有一点商业头脑。唐先生已年近花甲，他无论如何是无法与那些年轻力壮的擦鞋妹、擦鞋仔竞争的，正是作家这个招牌，他才有可能站住脚，每天并比他的同行们多赚个十块八块的。

　　杨晓谜先生批评唐治军这样做没有“高尚到底”。我以为杨先生对唐先生也太苛求了，多年来，中国作家的位置就摆得不那么得当，再加上中国文人所固有的那种清高，让许多人总觉得作家比人高一头。其实作家同社会的其它行当一样，只不过是各尽其能讨生活罢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作家这块牌子也同某种品牌的广告一样，都是为了招徕顾客，扩大销售罢了，大明星可以做广告，为什么作家给自己求生做点广告就不高尚呢？按杨文的标价，“‘作家’两个字的标价远不止那个最低的两位数呀！”唐治军用“作家”这块牌子擦鞋每天“多赚那十来块钱”，在杨先生看来也许无足轻重，可是对于一无所有的唐治军来说，10块钱在咱们广州市却可以买10只大馒头或两个三肉一菜的盒饭，一个人一天的肚子问题就解决了。这里借用温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引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一句名言，“贫穷没有自由”，人要是没有饭吃，空谈高尚能饱肚子吗！杨先生给作家定了价，那么打扫马路的环卫工人与作家相比又该是个什么价呢？我们常说，革命工作只有责任的大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杨先生，您是怎么看呢？（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