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昏官王怀忠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接受审判。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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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个个大贪官在反贪部门的重拳打击下纷纷落马，治理“昏官”的呼声又日渐高涨。一些专家甚至提出，昏官比贪官更为可怕!

　　“昏官”之昏

　　文/本报记者宗和然

　　在许多人的想象当中，“昏庸无道”是形容中国古时候的一些碌碌无才、治国无方甚至祸国殃民的皇帝与官员，与现代社会已经无关，但事实上，大量的案例不得不让人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国各级干部当中，“昏”者绝非个别。

　　昏官众生相

　　近段时间对昏官现象的讨论主要源于对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口诛笔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在媒体撰文提出了“昏官比贪官更可怕”的观点。

　　据媒体报道，王怀忠在任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期间，大搞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在制定“九五”计划时，他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主要依“政治需要”制定发展目标，把阜阳“九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目标定为22%%。而实际上阜阳“九五”期间GDP实际增长率为年均4.7%%。能定出这样的目标，真可谓“昏”字当头。

　　王怀忠为了实现他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于是又搞出了一个个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目标，仿佛重新回到了“大跃进”时代。

　　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如今这个耗资3.2亿的大机场成了野鸟的乐园；与大机场相媲美的是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的计划，王怀忠在没有规划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思路的情况下，圈地数百亩，导演了一场上万名干部、教师、学生去开挖“龙潭虎穴”的闹剧，毁了不少良田，工程历时3年，耗资千万，最终半途而废。

　　按照通常的理解，做为一级领导，做出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判断和决策，恐怕都应算是“昏”官。他们的一个共有标志是好大喜功。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王怀忠只能算是近年来中国昏官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大到省部级高官，小到乡镇长，能称之为昏官者恐怕大有人在。

　　一个重庆人很熟悉的例子是震惊全国的虹桥事件。原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身为綦江县主要领导，明知这个县的虹桥未经竣工验收，系违规投入使用，特别是虹桥发生巨大异响后，在未查清原因的情况下，即轻信有关人员“可以继续使用”的表态，草率决定继续上人通行，虽曾要求有关人员对异响原因进行分析检查，但却不依职责进一步督促竣工验收、责令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排除质量隐患，最终导致该桥整体垮塌，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因为以他为首的一群官员的“昏”，付出的是几十条人命的代价。

　　去年4月15日这天，巫山县气象部门预告，未来36小时内该县局部地区将发生寒潮、冰雹灾害。做为县气象局局长的周明国在当日14时40分获得此重要信息后，根本未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必要的人防应急措施。造成23个乡镇265个村遭受程度不同的冰雹、大风、寒潮袭击，造成不应有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0多万元。

　　真昏与假昏

　　纵观形形色色的昏官，大致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类。一种是无能无才，或者是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和爱民之心。而另一种就是明知其可能给老百姓带来损失而故意为之，其目的就是搞自己的政绩工程，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或者可以说一种官本身就是昏的，另一种是故意昏的。

　　像前面提到的原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巫山县原气象局局长周明国之流，还有那些在非典时期谎报疫情，或没有采取及时措施防止非典的蔓延而被撤职的官员恐怕就应该属于真昏之列。张开科在知道虹桥的安全隐患之后还决定继续使用，周明国明知可能有冰雹袭击还不采取措施，非典期间一些官员对群众生命安全的漠视，只能说明他一是抱着侥幸心理，二是没有将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而王怀忠之流以及许许多多因搞“政绩工程”而昏的官员，他们就绝非真昏。引用周志忍教授的话说，这些官员不但不昏，而且还“绝顶聪明”，只是他们的聪明没有用到如何为老百姓谋利益和发展地方经济上，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绩，加重自己的分量，为自己的升官铺平道路。

　　周教授担忧的是，昏官最可怕之处，莫过于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可怕。“毒鼠强之可怕，在于有剧毒而无味”。很多昏官有贪的一面，更有昏的一面，但他们往往栽在“贪”字上。“昏官之祸甚于贪官，就在于人们往往把发昏当作开拓精神热烈拥抱，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

　　聪明的昏官之所以热衷于使用“昏招”，自然与尝到的“昏”的甜头有关。以王怀忠为例，他1993年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而当上市委书记仅3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

　　扭曲的政绩观

　　对于一些昏官大搞“政绩工程”(虽然并非所有搞政绩工程的都是昏官)劳命伤财的现象，已引起了中央及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年11月19日，中国国土资源部一位领导表示，中国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项目、别墅项目、高尔夫项目，一律不报批用地。并要求各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督促各市、地坚决收回下放的土地审批权。

　　而早在今年5月，建设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严禁向不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告等项目贷款。

　　在非典期间，一百多名从基层干部到省部级的“昏官”因非典防治上出现差错的而受到撤职等处分，这是我国第一次因为失职而大面积向“昏官”开刀。

　　在四川，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来治理昏官。今年11月，四川省出台《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出台。《办法》规定，对重大工作违反决策程序，主观盲目决策;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由于工作严重失职，致使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恶性事件，在事关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时刻或面对急难险重任务和重大突发事件，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等9种情形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干部要引咎辞职，拒不辞职的要免去现职。

　　“昏”的代价

　　文/本报记者宗和然

　　专家之所以提出昏官比贪官更可怕的论点，其理由是昏官比贪官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仅王怀忠一个昏官就为国家造成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还不包括一些错误的决策给当地经济带来的缓慢与停顿。

　　一个高级官员的“昏”代价固然惊人，但一些基层官员的“昏”，其结果对当地经济也可能带来重大影响。

　　据媒体报道，黑龙江鸡东县三多村，当年在当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上马建设高标准的示范村。规划建设20栋日本、中南海、俄罗斯式住宅，以及民族经济小区、旅游观光区等。几年后，因种种原因这个名噪一时的“形象工程”成了坑害百姓的“闹心工程”。农民们不但没有住上新房，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河南开封县袁坊村1998年投资了500多万元，上马了“万只羊饲养场”和“高效农业示范园”两个项目。由于缺乏科学论证，在上级要求下匆忙上马，农业园当年就赔了20多万元。可笑的是，年终总结报告上却赫然写着“纯利润300万元”！而今这个“县长工程”———占地40亩、拥有168间房屋的万只羊饲养场空空荡荡。

　　浙江慈溪有座牵涉到两任市领导的政府“形象工程”———东方娱乐城。这座耗资6500多万元的娱乐城，1996年开始建造娱乐城时就依靠政府的金字招牌大肆非法向老百姓集资，由于有市领导当董事长，老百姓排队、找关系来交钱，最多的出60万元，最少的1万元。结果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债台高筑，负债率高达80%%以上，资不抵债，现在还剩800多万元集资款没还。80多名老百姓的血汗钱有去无回。

　　还有些昏官还真昏得有些荒唐。河南卢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国家每年都要拨给卢氏数千万元扶贫款。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期间大搞“全县山河一片红”，不管老百姓愿意不愿意，全县城乡所有沿路房屋、建筑都要一律刷上红颜色。杜保乾在任期间，还在当地搞了诸如具有蒙古风情的“万头牧场”、“食用菌百里长廊”、具有南国风光特色的“小桥流水”等等，不但巨额扶贫款项被糟蹋，还给当地百姓带来许多重负。号称“牛城”的黑龙江安达，一些领导要创造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投资上亿元沿街建造299头石牛雕塑、铺设9999块牛图案路面砖。然而，可怜的是当地的养牛农户，饲草严重不足、卖了牛奶长期拿不到钱，被迫纷纷忍痛卖牛，收入急剧下降。

　　昏官是怎样“炼”成的

　　文/罗德刚

　　人们多讲清官、贪官，很少谈及明官和昏官。其实，明官和昏官自古有之。古代公堂高悬“公正严明”，就是要求官吏做明官，不做昏官。所谓昏官，就是指方向不明，能力低下的昏庸之官。方向不明，就是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政治上麻木；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不能正确判断形势，不能识别人。能力低下，就是不读书，不看报，理论水平低，决策失误，不能实施有效的领导与管理，这种人也被人称为懒官闲官。这样的官员成天昏昏然然，无所事事，不求事业发展，但求得过且过，在官员队伍中滥竽充数，为数不少。

　　昏官六害

　　昏官的危害极大，简单说来，昏官之害有六。

　　笫一，他占着官位不干事，应当发挥领导和管理作用但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严重阻碍了本单位本部门的改革和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这是一个无形的巨大损失。

　　第二，他会形成不良的官风，带坏一批人，造成长期的深远的不良影响。

　　第三，他政治麻木，一旦出现大的政治风浪，不但自己辨不清方向，还可能影响一批人辨不清方向，从而造成政治损失。

　　第四，他不能正确判断形势，会采取错误的行动方针。比如，目前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迅速展开的阶段，改革的重点必然转移到宏观体制，必然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他无视这种新形势，仍然热衷于行政审批，对微观经济进行过分干预；仍然搞行业垄断、行政性垄断、地方保护。这种行为，既阻碍了地方经济发展，又阻碍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严重影响了改革进程。

　　第五，他不能作出正确决策，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未投产先亏损，这样的事例全国不少。盲目办园区、开发区，搞圈地运动，农民遭罪，土地荒芜，园区装的是太阳和月亮，似乎又见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影子。他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却要人民来承担。

　　第六，他不能正确用人，造成无形的损失。用错一个人，祸害一方民。昏庸之官往往任用更加昏庸之辈，这就是著名的帕金森原理(人员增加越多，效率越低)和格勒善原理(劣币淘汰良币)。政治清明、才能卓越的人不用，用上无德无才之人。就像一部机器装上了一颗腐朽的螺丝钉，其对政治、经济的损害无可估量。如此等等。

　　昏官当治

　　昏官产生的根源，有内外二因。内因在于自己不学习，不进取，“斗地主”跑得快，讲学习没劲头，酒足饭饱，安于现状，思想、素质和能力水平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外因在于领导用人失察，任人唯亲，把昏庸之人拉进干部队伍；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干部队伍缺乏竞争激励机制。

　　治理昏官，首先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强化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切实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淘汰机制。

　　其次，要对干部加强培训，经常培训，学习“三个代表”、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场经济、公共管理、法律、外语、计算机、普通话，增强其素质和能力。

　　官员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这些干部不仅要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他们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他们应该具有开阔的眼界，熟悉国情，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创新，开拓前进；他们应该具有宽阔的胸襟，讲党性，顾大局，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派，任人唯贤，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他们应该具有优良的作风，廉洁勤政，艰苦奋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真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

　　作者系重庆行政学院教授

　　注释：资料参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昏官需要法治

　　文/本报记者宗和然

　　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培养和选拔干部的经验，但是，为何仍有一批昏官进入了我们的干部队伍？

　　在非典期间因防治不力而被撤职的原河北省涿州市委副书记王天琴曾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官当久了，真正为百姓着想反而少了”。他们心中只装着官位而没有百姓。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华而不实、劳命伤财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应运而生，这些“工程”大都是为了自己的升官服务的。

　　一些学者提出，政绩工程，归根结底，是这些干部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在作祟。因为长期以来，那些有“官为贵”思想的干部，一切价值的取向几乎都是以此为标准，这些人为了跑官、买官、保官，总是擅长搞这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们的价值取向于自己、亲属或小团体的利益。某些所谓人民的“父母官”，为了“政绩”而不择手段，置老百姓的生活安稳于度外，这种唯上、唯我而不唯民的腐败作风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谴责。

　　到此，我们不得不反思的还有，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是不是足够的科学，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应该说，一个干部的政绩大小、优劣，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干部的政绩只有得到了群众的公认和好评，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政绩。

　　专家认为，要彻底根治昏官大搞“政绩工程”的现象，改革对干部的考核办法非常必要。

　　去年，我党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提出了“必须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采取个别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实地考察、查阅资料、专项调查、同考察对象面谈”等细致的要求，如果这个条例能够在干部的选拔当中得到严格的执行，昏官现象将不治而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