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12月21日消息：“这种事情在上海大区行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全国好像也没有先例。”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位金融专家说。

在这个可能开出金融系统腐败之先河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竟然将手伸向了人民银行的发行库！

12月17日，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人民银行行长严访宇之妻傅亚芳向记者证实，由于涉嫌违规调出2500万元发行基金，严访宇已被嵊泗县检察院羁押。

由于发行货币是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能，因此发行库作为人民银行的一级要害部门，一旦有所动作都将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金融流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管理制度》明确指出：“发行基金是人民银行为国家保管的待发行的货币，是调节市场货币流通的准备基金。发行基金的调拨凭上级行调拨命令办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动用发行基金。”

东窗事发

11月26日，嵊泗县审计局副局长傅亚芳在舟山市开会时被匆匆叫回。

“人民银行舟山市中心支行行长周卫仲到嵊泗县来，我丈夫感觉到可能要出事了，后来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叫我回家。”傅亚芳回忆，“我后来问周行长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周行长——他说严访宇擅自动用发行基金。后来周行长说2500万的钱要拿进去，叫我们到处筹钱。”

此后，一则“小道消息”从嵊泗县不胫而走——有人说严访宇从发行库挪用2500万去炒股。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浙江金融界已经对此事传得纷纷扬扬。

傅亚芳给出的说法是，2003年11月17日，严访宇将2500万元发行基金私自调账，用以偿还严在信用社的贷款——这笔贷款被其用于炒股，而且陷在股市里已经接近两年。

尽管与小道消息有所出入，但当傅亚芳初闻此事时还是犹如晴天霹雳。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平时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根据傅的说法，他们两人一年的收入加起来有8万多元，住在单位分的85平方米的房子里。而且傅本人从事的是审计工作，曾经多次向自己的丈夫强调财务方面的规则。

据傅亚芳介绍，严访宇出生于1965年3月7日，1983年毕业于金华供销学校，毕业后在嵊泗供销系统做统计工作。

1988年年初，严从供销社调到人民银行嵊泗县支行。在人民银行里，严从办事员做起，先后被提拔至计划信贷股副股长、股长、副行长。

2000年，嵊泗县支行原行长上调到舟山市工作，年仅35岁、时为副行长的严访宇，随即代理行长主持支行的工作。

据周卫仲称，今年11月，人民银行舟山市中心支行在进行例行检查时，查出了嵊泗县支行有问题的蛛丝马迹，并且周已经将有关汇报材料呈给司法机关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当记者就案情本身向严访宇的妻子、同事以及领导三方分别求证时，得到的答案大相径庭，宛如一个现实版的“罗生门”故事。

傅亚芳的版本

严访宇之妻傅亚芳对案情的讲述最为详实，但她表示一直不知道丈夫背着她干这些事情，她现在所讲的都是事发后从严访宇等处得到的解释：

傅称，2000年，严访宇开始主持嵊泗县支行的工作。其时，严的一个潘姓朋友想开公司寻找项目，在严的帮忙下，潘在嵊泗县注册400万元成立了依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但是依科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无法洗脱的原罪——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就是严访宇从原属人民银行的浙江省融资中心嵊泗办事处拨过去。据悉，融资中心已被逐步撤消，但在当年，它担负着金融机构间拆借等重要职能，但并不向企业贷款。依科公司注册完毕之后，严悄悄将400万元撤回融资中心。第一次铤而走险并未引起他人注意。

此后，严访宇以依科公司的名义，从当地农信社借款100万元，开始炒作国债。当时，钱从农信社出来的贷款利率是3个多百分点，而国债的利率约6点多，于是严可以赚2点多的利差。

傅亚芳多次强调，“严赚到的钱都打入人行的小金库，归人行员工发奖金，严没有为自己谋取私利。”

2002年1月，在债市初尝甜头的严访宇投身股市。他从信用社筹来2500万元炒作以联通国脉(600640)为主的几支股票。然而，联通国脉每股价格已从去年1月时13.5元左右大幅缩水至如今的8元左右，相应地，2500万元的初始投资如今只值1400多万。

一方面，大盘持续走低，另一方面，农信社不断催债。此时，严访宇打起了自己兼任主任的发行库的主意。11月17日，严将人民银行嵊泗县支行发行库内2500万元基金以“调账”的形式划给农信社抵债。

11月26日，严访宇因“滥用职权、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14天后，严被正式批捕，但是逮捕证上却只有“滥用职权”四个字。

除了突如其来的打击，傅亚芳还可能背上沉重的债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擅自动用发行基金的，造成损失的，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这样，即使目前价值1400万元的股票能够完全套现，资金上千万级的缺口依然让严氏一家感到黯然。

截然不同的说法

对于傅亚芳的上述说法，严访宇的同事，与严同时进入该行的好友陆兴波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版本。

作为人民银行嵊泗县支行惟一的一位副行长，陆兴波说：“现在大家也不相信我跟这件事情没关系，我的压力很大”。

陆声称，严访宇挪用发行基金的行为都是其个人行为，“我们也不知道他炒股是赚了还是亏了，司法机关还没有找过我”。

当被问及严的行为是否为员工谋福利时，陆兴波说，员工的福利不完全是从严那里来的，即使是从严那里来的，是不是炒股所得也很难说。

查出此事的人民银行舟山市中心支行行长周卫仲的说法，与上述二人又出入颇大。

周卫仲强调，案情很复杂，所谓“动用发行库的钱”这个说法，也有不大准确的地方。

不过，周卫仲有一点表示得非常肯定，就是“严访宇完全是为了个人(牟利)而不是人行的其他员工”。

负责本案的嵊泗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鸿亮告诉记者，“此案我们内部当然有一个定性，但是最终如何定性还存在变数。”

法律定性难题

“到目前为止，专门为擅自动用发行基金定罪是没有的。那么发行基金归类于资金还是公款，(严访宇的行为)是挪用资金还是挪用公款，该由司法机关来确定。”犯罪嫌疑人严访宇的律师邵汉军说。

邵认为，严访宇利用银行系统资金上的便利和自己的影响，成立了一个挂靠公司，当然这是违规的，但是，严是借名为人民银行搞一个公司还是为他自己，这一点要搞清楚。邵解释，“(毕竟炒股的)资金流向都是由人民银行来控制，并且依科公司都没有用过严访宇当时挪用的钱。”

对此，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金融专家有不同见解，“中国以前也有这种情况，领导受贿但是并不自己拿，而是到单位里面发奖金。这就是集体受贿”。他还说，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早在两年前就勒令系统内取消所有的小金库。

该分行负责发行库管理的人士认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但是可以类推，应该算做盗窃发行库资金。“发行库的资金有很严格的计划，它放出去(对一个地区的金融流通)是有乘数效应的，基本上是准备金率的倒数。按目前7%的准备金率计算，应该放大14倍左右，如果2500万元发行基金完全流通出去，其放大效应可能达到3.5亿元！”

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七条中规定，擅自动用发行基金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过，该条例对刑事责任的认定并没有具体的说明。

记者手记谁来监管行长

人民银行嵊泗县支行发行基金的违规出库事件无疑暴露了人民银行系统的一些监管问题。

“过去人民银行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对自己的监管却比较忽视，过于相信自己的干部。一把手负责制也还是要有监管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位金融专家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管理制度》规定：“各级发行库主任，均由同级人民银行行长兼任。”因此，这位金融专家指出，发行基金要出库的话，图章用的是行长的图章，假如行长以权谋私的话，提取发行基金很容易。目前，对于人民银行各级行长的监管只来自上级行，而上级行对下级行的检查多以抽查和自查为主。这样，难免在监管上有漏洞。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货币金融处一人士建议，应该在上级行的监管之外，再加上平级的监管。另外，应设有一个对违规行为的举报机制。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金融专家说，“现在上海分行行长就提出一个思路，就是监管工作重点的转变——由以监管金融机构为惟一的重点转向为对内控和监管两方面都重视，以保障国库和发行库等库房的资金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