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合插图／喻梁 中了标了，签了合同了，按照惯例，下一步就该给中介费了。对于这个程序，李真早就非常熟悉了。李真是“政”，有权力，但不好直接出面要钱。吴庆五是“商”，民营公司的老板，他可以要钱，然后再把钱的一半给他。某市二建是“企”，国企，有实力，能出钱，是钱的雄厚发源地。过去跟丙那个“商”配合，李真得了不少的钱，且配合默契，现在跟吴庆五配合，还有点生疏。吴庆五说：“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李真说：“没关系。”这时他肯定很希望听到中介费的问题了，而且不能少于六个百分点。但是吴庆五却没有下文了。他就忍不住提示说：“庆五，你就白给他们帮忙啊？现在都收中介费的，你已经下海做生意，该要的钱就要。我在北戴河建了一个宾馆，总投资6000万元，我向施工队要了六个百分点。”吴庆五兴奋地说：“那就是360万啊！”李真说：“对，但是这个钱我现在还不敢拿，你可以拿。”
他得有所保留，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正因为李真不能明着拿，才需要吴庆五这个中间人。联想起在某市二建参加投标过程中，李真曾向吴庆五流露过：“我和柳絮离婚后关系很紧张，在新加坡的存款都控制在柳絮手中，我要办什么事，用钱都很困难。”吴庆五就觉得更有必要帮李真要到中介费了。过了不久，吴庆五向王经理要了50万元，又按10：1的黑市价，换成了五万美元，交给了李真。
李真在运转“政、商、企”配套谋私的“合理机制”中，很注意“中间商”的身份。吴庆五当然有身份，过去的丙也有身份，甲更是有身份的人。在这些人身上不容易出问题。1996年5月，甲带人找到在北京出差的李真，为深圳某公司刘某推销税务数据采集器。李真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当时他还是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决定事情必须跟一把手商量。回到局里向郑局长汇报后，得到同意，便在全省国税系统推行税务数据采集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郑局长任组长，李真任副组长，一位处长具体落实。搞得很像一回事，似乎没有机会谋私了。但是李真把那位处长叫到办公室，授意将此项目交给深圳的刘某来做，后来就与刘某签订了总价款1800万元的供货协议。
事成之后的1997年1月，刘某以赞助甲拍电视剧和感谢李真的名义汇入甲指定的账户200万元。这200万元怎么分配呢？甲觉得欠了李真一个大人情，没个说法是不行的，因为李真曾反复向他强调办这件事太难了。于是他就对李真说：“这个项目做了，给你点利润。”李真毫不客气：“那就在北京给我买套房子吧！”甲说：“曹某盖的住宅楼不错，在阳明广场。”李真等去看楼，是阳明公寓甲座某室，外销公寓，很贵。李真说：“便宜点。”曹说：“最低不低于每平方米8000元，给100万，买一套。”结果就买了一套，让甲付的账。李真让曹某替他装修。曹花了20万元，李真给了10万元。曹说：“这也不够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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