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电　2003年，济南市民任遵福一家最后一名成员由农民变为市民，为了家人团圆，他苦盼了34个春秋。中国推出的新的人口迁徙政策，使众多家庭在这一年告别了分离之苦，为数不少的公民在原籍之外有了自己的新居。

　　我国于1954年制定的宪法，曾有允许公民自由迁徙的规定，但自1958年开始确立的现行户籍制度，将公民严格地限定在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的世界。农村居民要想成为城镇居民，不仅要符合非常苛刻的条件，而且要被控制在少得可怜的指标之内。

　　任遵福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如同一部中国人口迁徙政策变迁的历史。因为娶了一位农村户口的妻子，任遵福从21岁新婚那天起，就过起了漫长的牛郎织女般的生活：任在城市工作，妻在农村耕地种田，抚养孩子。春去秋来，在等待29年之后，任遵福妻子的户口“农转非”问题终于解决了，但他们的女儿却因为超龄，不得不继续保留原有的农民身份。前年，任遵福把妻女接到自己身边，但女儿的户口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今年7月，济南市公安局实行新的人口迁徙政策，取消了夫妻投靠的条件限制，放宽了子女投靠父母的条件。任遵福的女儿因此得以成为济南市居民。

　　在经济不自由的体制下，人的迁徙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迁徙自由已经成为一种必然。2003年，公安部推出30条便民利民措施，其中有7项赋予公民更多的迁徙自由。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工作，到西部地区投资、兴办实业的人员，户口迁往工作地或留在原籍，均随个人意愿；新生儿户口以往只能在母亲户口所在地登记，现在改为随父随母自愿选择；原来，学生考取大学，必须迁移户口，而今，是否迁移由学生自己决定。

　　2003年，许多大中城市的居民会发现，操着异地口音的邻居在一天天增多，他们或是外来投资者，或是外来的技术精英，也有一些人只是因为喜欢而购买了这些城市的住房，成为这些城市的新居民。这一切，放在出生地即是居住地的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天高任鸟飞，四海皆我家。从对“农转非”严格的计划指标管理，到设置限制进城的“门槛”，再到对某些外来人员进城条件的逐步放宽甚至取消，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逐渐轻松而欢快。（丁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