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山，每一次行走，都会看见，它提醒我记者的职责。”事隔数月之后，27岁的《南方都市报》记者王雷这样回忆因他和同事的报道而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

　　“孙志刚事件”一度引发了人们对宪法的尊严和公民神圣权利的宏大思考，但在事件亲历者王雷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却是被污辱被损害的个体是那样的无助。

　　王雷第一次见到的是孙志刚的舅舅和弟弟，舅舅一直不停地哀求记者帮忙替孙志刚申冤，弟弟孙志国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一次次到政府部门、各级人大、公、检、法、信访部门反映情况，却始终没有得到积极的答复，有的部门甚至连他们的申诉材料都不愿意收。城里的公共汽车也常常让人晕头转向。他们几乎已经绝望了。

　　在王雷的印象中，自始至终只见过孙志刚的父亲孙六松笑过一次。那天，他们请的律师讲了如何克服困难取到一个证据，蹲在旁边的孙六松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除此之外，他总是紧皱眉头，眼神呆滞，一脸的愁苦。他才50多岁，走路时却已需要儿子孙志国搀扶。孙志刚的母亲似乎从未说过一句话，她经常整天地坐在一个角落一动不动，神情恍惚。

　　王雷至今都觉得很庆幸：“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了客观公证的死因鉴定。”他说，如果死亡鉴定报告的结论与收容站一样是猝死，我们就不会继续采访了，因为所能掌握的证据除了家属的说法，就是在假设基础上的推测。那样的话，孙志刚只能带着满身伤痕含冤离世。

　　“孙志刚是被打死的！打死的！”孙六松告诉王雷这个鉴定结果时难掩忧愤。

　　王雷记得，当孙志刚事件渐渐有了眉目，大家送他的家人回湖北老家的那天，一向省吃俭用的孙六松坚持要坐飞机回去。因为孙志刚生前说过，如果将来有钱了要让父亲坐飞机。“我要抱着志刚的骨灰坐飞机，完成他生前的一个心愿。”孙六松说。

　　如今，孙志刚事件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甚至遗忘，但它却是当事者心中永远的伤痛。王雷说，孙志刚的父亲孙六松每个月都会打电话来，说说他们家现在的情况。电话里谈的最多的是给孙志刚修墓的事，这半年多的时间，孙六松的心思差不多全都放到了这件事上。他自己给儿子的墓画草图，一砖一石都要自己操心。孙志刚的母亲精神情况却越来越差，有时候一个人离开家，一连几天不回，孙志国就到处找。除了这些事，有时候孙六松打来电话，只想聊聊天，说有机会要来看帮助过他的记者们。

　　已当了4年记者的王雷，在2003年经历了他记者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也是对自己触动最深的事件。他说现在对记者职业和对社会都有了更多的理解。“我以后的工作会更加关注‘公民’‘权利’这些‘新事物’，无论它们是以是何种形式出现的，”王雷说。（记者邱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