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1日将是中美两国建交25周年纪念日。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自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也与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八·一七公报》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石。

　　外滩记者 林寒奇／报道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那一年中国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也被当年的外国记者称为“打开国门的政策”。

　　25年之后，温家宝总理在白宫南草坪受到了布什总统的欢迎。12月9日，白宫设宴款待了温家宝总理一行。

　　在中国，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上海，在STARBUCKS咖啡店里，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一起自然地聊天。

　　而25年以前呢，“哇，街上难得有人和你讲两句话，但也讲不多的。”美国驻沪总领事史伯明博士12月15日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

　　史伯明博士精通中文。1977年，他进入美国外交机构开始他的职业外交生涯。不过，1973年，他就来过中国了。

　　最大转折点是1978年

　　史伯明先生（以下简称史）：那是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年，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乒乓球队到美国去的时候是1972年，我跟几个朋友陪同他们，帮忙翻译，后来我们就申请签证来中国访问，参观参观。因为我们帮过一些忙，所以中国方面就请我们来了。不过那次来华主要的是观光。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那时候在中国，您是什么感觉？

　　史：那时候，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政治关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正在进行之中，所以当时，中国人面对到中国来的美国人的气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很难和中国人讲几句话。

　　《外滩》：从1973年您第一次来中国到现在，中国的变化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史：哇，首要的印象当然是变化很大。1973年到现在正好30年，情况完全不一样。可能最大的转折点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以后，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大，经济上变化很显著，比如说上海，完全变了样。

　　更主要的是人很不一样啊，3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穿的都是一样的，到别的地方工作的机会很少，到外国去旅行的机会根本不可能有，而现在完全不同了。

　　共同利益使基础更稳定

　　《外滩》：从1978年中美签署建交公报，1979年正式建交，已经25年了，您认为在这25年中，中美关系存在着哪些阶段？因为起起伏伏，其间有很多波折，作为一个外交官，您怎么看中美关系。

　　史：我首先想说，我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两个大国，中美关系好的话影响很广泛，不但对两国的关系影响很大，对亚洲地区和全球的影响都很大。

　　在25年以前，中美之间几乎有30年没有接触。在正式建交以前，1970年代伊始，中美之间的来往事实上已经开始。这25年，其实是慢慢认识的过程。1980年代，从各方面开始发展，主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政治方面也有一些合作，有一些讨论。

　　可是那个时候，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尤其是1970年代，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基础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当然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共同利益，但主要的基础在于当时两国都反对苏联。

　　从1990年代到现在，在苏联解体了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基础变得比较稳定了。主要的基础，现在是共同的利益，不再是共同的敌人。

　　而现在，比如说经济上的关系，非常密切。美国人在中国投资以及各方面的贸易都很多。文化上的交流也很多，两个方向的学生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都有。我觉得相当不错，当然也有些困难。因为，这么大的国家，这样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可能有全部的同样的看法。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譬如说台湾，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此外，还人权问题；在经济上，虽然一般来说越来越密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威胁”思想不利发展

　　《外滩》：记得您曾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给学生们作有关中美关系的演讲时说：“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两国在发展关系的同时也互相戒备。”

　　史：我想我当时指的是经济上戒备。

　　我觉得现在中美关系比较好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两方面对互相的看法比较积极，没有战略上的怀疑。可是还有一些人——在美国还有一些美国人，在中国还有一些中国人——觉得对方是比较危险的。他们基本的看法是，中国人觉得美国威胁中国，美国人觉得中国威胁美国。我觉得这是对好的关系的威胁，假如这些看法变成主流，那么各种关系都难以处理好。

　　《外滩》：在布什总统的任期内，我们看到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占着比较上风的位置，这种思潮必定对他国有着较强的戒备，是否会影响到中美关系？

　　史：我们看到温家宝总理访美时受到的欢迎是十分热烈的。我觉得这次访问的意义相当积极。所谈的问题都是两国所关心的，最主要是气氛非常好。我觉得这次访问相当成功，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这次访问本身，它本身带来了一种信息。

　　《外滩》：我记得，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生最近说中美关系最近达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的最好时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史：我同意，这是一个不错的说法。我刚才提到的1970、1980年代，两国关系主要建立在有共同的敌人的基础之上。可是现在这个基础几乎没有了，虽然俄罗斯和当年的苏联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力量已经今非昔比。

　　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年也有些比较困难的事情发生。1999年在南斯拉夫，美国误炸中国使馆，很悲剧。那之后刚过两年，在海南岛，两个飞机相碰了。当然，这些事件的后果相当严重，可是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另一个方面。两件事情发生后，两国关系都在不久就恢复到了比较好的状态，这是因为1980、1990年代打下的基础相当不错。（1999年5月8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9时07分，美军侦察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并将其中一架中方军机撞毁。）

　　“反对单边改变台湾现状”

　　《外滩》：我们再谈一谈历史。中美关系中有三个重要的联合公报，它们都谈到台湾问题，现在台湾搞“公投制宪”，这个问题又变得更敏感了起来。我知道您在台湾工作过两年，您对海峡两岸应该都很了解？我想问问您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

　　史：我说几句。这个问题，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很深啊，追溯到1920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的战争。

　　虽然，美国也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是海峡两岸的人民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条件，一定要和平地解决。而且觉得任何的行动和声明，不管哪一方面，单边的行动和声明想改变现状我们必须反对，这包括现在在台湾，有人提出的所谓“公投”。一般来说，“公投”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情况与我们的基本原则不同，我们反对任何单边行为和声明改变现状。所以说，假如台湾想用“公投”来改变现状，我们就反对。

　　我认为温家宝总理这次访问美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谈台湾问题。

　　面对未来，充满信心

　　《外滩》：正好谈到温家宝总理访美，您认为他的这次访问除谈台湾问题以外，还起到了什么作用？

　　史：我觉得由于中美两国的关系，领导人之间也一定要有一种个人的关系。我认为，温家宝总理这次去美国，就是做好这个个人的关系。布什总统和他有较长的时间一起讨论，他也能和国务卿一起吃饭，这给彼此的关系打好了一个基础。

　　《外滩》：您认为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会怎样？

　　史：现在，两国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希望可以继续这个现状，而且我对两国关系的展望也非常乐观。我觉得，两国对共同的利益都很了解，地区稳定和反恐怖主义的合作，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都可以继续下去。当然，两国之间的关系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碰到什么问题，但是两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我也充满信心，我们可以想办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不让他们分裂我们之间的合作。

　　《外滩》：前不久，我和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老师聊天，也谈到温家宝总理访美，他说这次温家宝访美能促进中国和布什的关系，如果布什连任，很有可能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采取的对华政策将更有利于中国，就像当年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个任期对中国一样。

　　史：我希望，假如他连任，（对华政策）会更加好。但他是否会连任，我想我们还要看看选举怎么样。

　　《外滩》：您认为希望大吗？特别是我们听到了一个消息，萨达姆被捕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又提高了。

　　史：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感到很高兴，说高兴可能不合适，（应该是）很满意。可是，还有一年才选举，到那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很难说。

　　《外滩》：我不知道，大多数美国人怎么看待中美两国的关系？

　　史：这个问题很大。虽然美国人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可是也很多。在中国，问同一个问题，中国人怎么看中美关系，也很难回答。

　　可是，我觉得，一般来说，是有着相当积极的看法。当然，我们两个大国主要的注意力还在国内，可是当他们想到国际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印象相当不错。从我们这边的工作来讲，我们希望比较多的美国人可以到中国来亲自看看，“百闻不如一见”。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官员、国会议员，因为他们对政治的影响比较大。

　　我认为，（美国人对中美关系）一般的看法是不错的，所以希望继续这样。

　　人物名片

　　史伯明先生（Douglas G. Spelman）是美国俄亥俄州人。他在美国欧伯林大学获宗教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历史及东亚语言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毕业以后，他分别在美国伯克奈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教授中国历史，在欧伯林大学台湾分校和耶鲁大学中国香港分校负责学生交流项目。1977年史伯明先生进入美国外交机构开始其职业外交生涯。目前他属美国外交系统的高级外交官，享有参赞级头衔。在美国国内，史伯明先生曾任职的国务院所属机构包括信息研究局、台湾协调组和印度科；在海外，他曾两次被派遣到香港工作，还在北京、吉隆坡、新加坡以及台北的美国在台协会工作过。史伯明先生的夫人（Nancy Latting Spelman）从事心理学工作，他们育有两女，都已成年。

　　他说，欧柏林大学和中国的关系有很悠久的历史，19世纪就派传教士来中国。他毕业的时候是1960年代，学校每年选两三个学生，去台湾或印度教两年英文，他被选择去台湾。于是，史伯明先生就在去之前，开始学一点中文，他说：“在台湾两年，教英文学中文。后来我就上瘾了，回去就上研究院研究中国历史，以后就教书，之后就到美国国务院工作。”

　　而来上海做总领事，他认为从职业外交官的角度来讲是最好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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