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他实现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记录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中国在迅速地缩短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发展速度还有潜力。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大陆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慢于起飞时期的日本、中国台湾或者韩国。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投资比例却很高。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韩国在1976年的人均GDP与2000年中国的水平大致相当。但韩国那年的总投资只有GDP的25%左右，而中国的投资比例接近40%。

　　没有任何大国经济体，或者也没有任何经济体，在维持了中国这样高的投资比例时，人均GDP水平却相对如此之低。

　　如果中国每单位投资获得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出增加的水平，中国的趋势增长率将至少是每年12%，而不是“仅”8%左右的增长率。

　　对经济增长来源更详细的分析，也为中国投资回报率相对低的迹象提供佐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位作者认为，仅资本积累便可以解释大约四分之三的中国经济增长。从1995年到1999年，测量总体经济效益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每年仅增加2%。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都是农业劳动力向经济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制造业转移的结果。包括结构改革在内的效益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小。

　　一个显然的可能是，未来中国的增长必然减慢。这不是因为从生产率较低的活动向生产率较高活动转移的可能性近乎枯竭。相反，人们的粗略估计是，中国农村和国有企业剩余劳动力至少有1.6亿。在今后25年中，农村人口绝对减少的总量可能在3亿左右。因此高速增长的劳动力源泉在未来20多年内应当几乎不受影响。

　　而在未来同一时期，投资占GDP比例提高的可能性却不大。在过去20多年中，资本存量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但要实现比现在更高的投资增长，中国的储蓄将需要达到特别高的水平。2001年，比中国储蓄率更高的其他相当规模经济只有马来西亚（GDP的47%）和新加坡（GDP的46%）。对一个相对贫穷的大国来说，要达到这样高的储蓄率将是困难的。因此，通过资本投资实现增长的速度必然下降。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未完成改革的经济中，也存在提高效益的其它巨大机会。金融腐败，产权界定不够明确，国有企业仍然效益低下，金融系统效率不高，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些是中国成功的障碍。但是，这些也意味着机会。如果在存在这些障碍的情况下中国仍能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要是没有这些障碍中国又该增长多快呢？

　　中国异乎寻常的投资努力却获得较低的效果，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将大量资源用于满足国有企业漏洞百出的资金需求。从1993年至2000年，银行向所有企业的全部贷款中，国有企业占了60%还多。这些贷款的大部分都成了不良贷款。目前，虽然对银行系统注入大量资本金，但是依然存在大量不良贷款。官方估计的不良贷款是23%。在高速增长经济中，如此高的不良贷款与资产的比例，是巨大浪费的明证。

　　通过进一步改革，更有效地配置中国巨大的投资资源，将能使经济表现获得大规模改善。但从某种程度而言，由于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私人企业总数将增加，总体经济表现的改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私人经济比重增大，总体经济表现必然改进，尽管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状况不发生改变。但是，国有企业效益将会提高，金融系统也同样如此，尽管金融系统的改进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政府希望的更长。

　　中国的未来也不会是没有风险的。在国内，中国必须管理好仍然脆弱的公共财政，创造额外工作岗位，处理劳工不满、克服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后果，以及对付严重的环境挑战，特别是水资源问题。除此之外，随着中国日益城市化、现代化，人们接受更好更高的教育，中国必须管理好政治转型。在国外，中国需要鼓励维护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改进外汇机制，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并希望可以进口更大数量的石油而不会遇到不必要的困难。

　　点评：

　　英国《金融时报》本月15日发表了其副总编辑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20年里继续实现高速增长。这是在所有看好中国未来的观点中最为乐观的一种论调。

　　“20年”这个数字是这么来的：按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先例，在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的一半之前，比较容易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而按照中、美两国当下的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GDP大约需要25年才能达到美国的一半，所以再高速增长20年完全可能。

　　当然，沃尔夫先生也明确地指出，他说的高速增长20年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的东西，中国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快改革。

　　“文革”中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我们可以借用这个现成的口号，沃尔夫先生的意思其实是说，中国必须紧抓住改革这个革命，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按照沃尔夫先生的看法，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实现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投资拉动。他援引来自国际货币组织的看法说，投资拉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四分之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一些贡献，而由结构改革引起的效益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要在未来20年里继续实现高速增长，依靠投资拉动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大量的投资是基于高储蓄率的，中国人固然有很好的储蓄习惯，但是，储蓄率高得已经摸到天花板了；况且，大量的无效投资给银行带来了高得惊人的呆坏账。

　　未来的中国还面临着别的问题：就业、社会保障、环境、能源等等，尽管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很让人挠头，但是沃尔夫先生仍然看好中国。而沃尔夫先生的预言能否实现，关键是看一条：中国能否在未来的20年里，狠抓改革，完成从投资拉动型到效益型的转变。

　　吴敬琏：

　　中国经济处于“没有温度的高烧”

　　12月17日，吴敬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报告会上用“没有温度的高烧”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现状。

　　吴敬琏坚持认为中国经济有过热的迹象。他给出的一个证据是房地产：虽然中国当前的消费物价指数并未出现上涨，但是过量供应的货币转向了资产市场，使得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这也是经济过热的一种表现。

　　吴敬琏指出，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隐忧是投资效率低，这是经济风险的根源。他表示，由于投资效率低，导致银行大量的不良贷款，一旦2006年外国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吸引人们的存款，将会产生危机。

　　吴敬琏还指出，中国另外一个危机的源头是人口老龄化。这个危机 在2010年后出现，届时，老龄人口将超过劳动人口，原本放在银行中的钱将被取出来，这也可能会引发危机。

　　不过，吴敬琏强调，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通过政府的微调，维持经济增长，拉长经济增长期；另一方面，加紧推进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一个管理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

　　点评：“没有温度的高烧”是中金公司的许小年和肖倩在今年9月的《财经》杂志提出的一个说法，坚持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吴敬琏先生显然赞成这种提法，在多个场合都引这个说法。

　　关于吴敬琏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本报曾做过详细报道，详见《吴敬琏预警:中国经济过热了》（《外滩画报》第54期A14版。）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他的一个基本看法和马丁·沃尔夫先生暗合：无效的投资是中国经济的心腹大患，出路只有一条：深化改革。

　　吴教授的看法听起来很悲观，沃尔夫先生的看法听起来很乐观，但究其实，差别不大。只是吴对改革的呼声更迫切一些：在WTO承诺的放开银行期限之前，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中国的改革必须要向前迈一大步。

　　安民：

　　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

　　即将建立

　　商务部副部长安民日前表示，目前，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谈判进展顺利。

　　中国-东盟“早期收获”计划将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启动。中国愿同东盟加快谈判，如期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届时，中国同东盟的绝大多数产品相互之间将实行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双方的贸易将实现自由化。

　　安民还指出，在双边睦邻友好关系顺利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同东盟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自1990年以来，中国—东盟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递增。2002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性的5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1.7%，与1991年相比，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3倍。

　　点评：在欧洲一体化之后，亚洲经济一体化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政府、民间的力量都在促进这种一体化。这种努力在去年有了一个成果：去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在柬埔寨金边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此区拥有17亿消费者、国内生产总值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

　　按照《协议》，中国、东盟双方逐步降低关税。到2010年，中国将首先与10国中的6国实现零关税，至2015年又与另4国实现零关税。今年10月1日，中泰两国首先启动果蔬“零关税”。

　　中国的开放是有先后的，早期，我们的开放是对欧美、香港、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开放，随着开放向纵深发展，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有很好的经济互补关系，我们需要那里的资源和市场，而那里需要我们的资金和技术。

　　而且，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经济上的合作显然会促进政治上的相互依靠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无可限量。

　　声明：《外滩画报》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