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海江医院和“开心人”大药房合作试点“医药分家”时，刘珍——上海某医院的一位内科医生——异常平静，并稍稍露出一丝微笑。

　　“哪有那么容易分啊。”她脱下听诊器和白大褂，准备下班，回到地处徐家汇的三室一厅的公寓。买这套房子没用父母一分钱，那时刘珍刚从医科大学毕业三年，丈夫小李是回沪知青，和她是同班同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医药公司推销药品。“光靠工资能那么快买房子吗？”小夫妻俩几乎异口同声，他们丝毫不避讳“回扣”的问题。

　　“医药分家，现在还不适宜吧，各方的利益平衡不了啊。”刘珍说。

　　2003年11月14日下午，当海江医院院长施承中向虹口区卫生局医药管理科科长王乐平递交《关于海江医院与开心人大药房合作的请示》时，也许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医生对此分析得如此透彻。在上海市药监局等部门表示支持这个行为的一个月后，“开心人”大药房和海江医院的合作处于僵持阶段，几近停滞状态。被誉为“胎动”的首家“医药分家”濒临难产。

　　“医药分家”雷大雨小

　　2002年，全国平均门诊费用99．6元，其中药费就达55元，药品收入占医院收入的50％。以药养医的顽症长期存在，医院是药品分销最重要的终端市场，通过医院销售的药品占整个药品销售的80％，药品而非医疗成为医院的利润中心。

　　曾任虹口区卫生局副局长的郑光曾向媒体表示，国有医院医疗收费定价偏低，手术、治疗基本是做一个亏一个，几乎所有医院都是靠卖药的利润补医疗亏损。无怪乎，卫生部一再表示：医药分家目前尚不成熟。

　　然而在经济药房进入上海，药店普遍降价的情况下，作为门诊量不多的民营小医院的海江医院率先自发下调占医院药房所有品种50％的152种常用药价格，降幅高达30％，结果门诊量猛增，10月份利润3万元。尝到甜头后，更是与找上门来的“开心人”一拍即合。然而12月19日当记者拨通两家有关人士的电话时，双方的回答惊人的一致：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海江医院的龚小姐向记者表示，医药分家的初衷是因为回扣特别严重，但是目前医院收费非常便宜，比如一个护士的护理费而言，我们做一个护理，只收几元钱。做一个阑尾炎手术，也只需要60元。这种情况下，医院没有更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药来养。医药分家后，医院靠什么来养？所以医药分家还是探索，海江医院正积极寻求突破。

　　“但必须要有自己的利益，医院才可能去做。”龚小姐说。

　　“院方只保有5％—10％的利润，我们能够承受将药房全部剥离。”海江医院的“东家”，上海远盛医药科技公司总经理孙厚的话犹在耳边，然而以平价著称的“开心人”给不了他们那么多，

　　掀起上海所有药店降价风暴的“开心人”大药房对“利益”倒是直言不讳。“开心人”的顾先生向记者表示，与海江医院的合作有所搁置的症结在于“开心人的利润比例太小”，这样迁就医院也不可能做长，“我们希望规规矩矩地做生意，也给别的药店一个榜样。”

　　“‘医药分家’的首要前提是医疗技术劳务价格的价值回归。”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汪亮向记者表示，“医药分离”是要把医院真正的价值显性化。如果把“药”剥离，医院就只履行医疗的职能，用技术服务来竞争，用服务去吸引。老百姓同样花这个钱，得到的是最好的医生，最一流的服务，而不是都花费在药品上面了。

　　“只有整个体制改革了，人和专业技术的价值回归了，这样的分离才是有效的。”汪亮一再地重复着这句话。

　　“从根本上来说，医药分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体制问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更是一语破的。

　　既然几家民营医院的“医药分家”不是救世主，那医疗体制究竟怎么改？

　　医改：渐进与激进的两难

　　2003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构建城市医疗服务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研讨会上，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吴明江指出了“国家退出部分公立医院”的改革思路。

　　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要起到什么作用？吴明江表示，医疗服务市场上保持一定数量的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可以起到引导私立医院的经营行为，削弱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平抑医疗服务市场价格，保护医疗服务需求者的权益；纠正市场失灵，提供私立医院不愿意提供的福利服务，提高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包括面向贫困者和弱势人群的服务，提供应急救援和急救服务等）；打破私立医院可能形成的地区和行业垄断等。

　　“显然政府扮演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引导者。投融资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导入投融资，有助于推动医疗领域的体制创新，有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汪亮说。

　　汪亮是早在今年4月份就定稿的《上海市医疗体制创新与投融资模式探索方案》的课题组的组长，这个被誉为“激进”的改革方案的确够大胆，其中有这样的设想：

　　“上海市共有包括中山、华山、瑞金等三级医院35所，方案建议组建医疗集团公司，通过与现资产所有方高校签定有关协议，无偿划归或平价回购三级医院的国有资产；然后，通过产权交易，使其转变为赢利性医疗机构；公司再将50—60％的国有资产，向国际资本市场予以出售，以获得超值收益，其他40—50％的国有资产，以股权的方式，获取长期的回报。”

　　就在今年2月份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上海市市级卫生事业投融资改革实施方案》（又称7号文件）全力推进此方案之后，一场ＳＡＲＳ的来临，使其受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认为这样把三级医院全“卖”了，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政府就难以控制了。

　　“我们的方案绝对不是‘卖’医院。”汪亮对这样的误解很是头疼，“这是个整合存量、吸引增量、做大总量的方案，绝不是卖医药，我们是期望做大蛋糕，而不是廉价出售。”他还认为ＳＡＲＳ和融资没有因果联系，“如果政府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完全可以更好地掌控局面。”

　　然而据有关人士透露，上海即将出台的《关于本市促进社会办医和发展民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意见》（又称40条），将完全打破汪亮的大刀阔斧，而是寻求渐进式的改革方案。

　　“40条”支持并鼓励社会捐赠资金以及企业、基金、个人、外资等以多种形式参与兴办医疗机构。社会投资者新办医疗机构，或收购兼并已有的医疗机构，需按照分类原则自主申办。投资数额有限制：外资参与医疗机构的投资项目，总投资额不得低于2000万元，而中方的持股比例，至少要占30％。

　　社会资金或外资还可与政府所办的二、三级公益性医疗机构，利用其富余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合资合作举办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和独立场所的经营性医疗机构。当然，政府所办的医疗机构必须仍确保原有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

　　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想法如何，上海市卫生局的有关官员表示，这个命题太过宏观，现在还说不清楚，这急不来。

　　“快则三年，慢则五年。”汪亮预计上海将在全国率先“动起来”，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体制制度性的改革。

　　作者：张嫣 许凯

　　（来源：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