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普通的人，做国家干部、办杂志、参加NGO都是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我更喜欢现在的工作，因为和人民的心贴得更近了。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我和我父亲母亲没有什么不同，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我的父母过上好日子，尽管做不完美，但我不能放弃。

　　因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为当地农民说了真话，李昌平被媒体称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由于“一举成名”，各种压力扑面而来，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职，远逸他乡，2000年9月他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外出打工。3个月前，他又离开了中国改革杂志社，成为香港乐施会中国西南扶贫发展团队的一员。

　　为什么他会选择NGO(非政府组织)这样的新职业呢？《南风窗》记者对李昌平进行了专访

　　加入香港乐施会

　　记者：您是怎么知道香港乐施会的，为什么离开《中国改革》而选择乐施会？

　　李昌平(以下简称李)：在《中国改革》的时候经常有乐施会的工作人员跟我交流农村工作的体会。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的时候还应邀访问过他们。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农村工作方针已经明确：多与、少取、放活。我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回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轨道上了。正确的目标和方针确定之后，关键在落实，坐在办公室里说教、争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加上我自己的长处不在搞媒体和理论研究，17年的农村工作经历造就了我和农民打交道、做实际工作的能力，所以，我萌发了下到一线工作的想法。

　　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在贫困地区。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乐施会在内地的扶贫发展工作，非常认同他们扶贫发展的理念和手法，所以加盟。从另一方面说，我想发挥自己的长处下农村工作，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我现在的工作岗位是香港乐施会西南项目官员。更具体一点就是参与、协助西南贫困农村、贫苦农民脱贫和发展社会实践。

　　记者：离开北京时有什么感觉？

　　李：那是我一生最尴尬的日子。在没有单位敢用我的时候，《中国改革》的领导和同事们勇敢地收留了我这个“北漂的共产党员”，帮助我度过了最尴尬的日子。离开《中国改革》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记者：乐施会有什么特别吸引您的地方吗？

　　李：乐施会在扶贫与发展上坚持以人为本、以社区组织为扶贫主体，强调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性，重视人和社区组织的能力建设与能力开发，较好地解决了政府扶贫经常出现“重建设、轻管理，重要钱、轻用钱”的弊端。

　　以人畜饮水项目为例，乐施会特别重视“谁主建(村民)，谁主管(社区组织)”，今年建成有水喝，5年10年也有水喝。政府建饮水项目当年建当年有水喝，第2年就没水喝了。

　　我是农民的儿子

　　记者：听说在北京时，你每天都要接待很多上访的人，听他们诉说，有人评价“你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定位于为农民谋幸福的精英，农民可怜、无能、需要同情”等等，你认同这种分析和评价吗？

　　李：别人怎么看我，其实我并不在乎。我不知道我的潜意识里是怎样定位自己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我和我父亲母亲没有什么不同，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我的父母过上好日子，尽管做不完美，但我不能放弃。我宁可苦自己，也不愿意父母受苦，我宁可别人不尊重我，但必须尊重我的父母。

　　我在北京的时候，每天听很多农民的诉说，尽管我知道我帮不了这些千里迢迢来京的兄弟姐妹、大爷大妈多少，他们也知道我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但用心倾听他们的诉说是我最起码能做的事。我不是什么精英，精英怎么会有时间去倾听穷人和弱者的诉说呢？我是一个没有扯断连着农民脐带的孩子。记者：您觉得NGO这样的职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出路吗？

　　李：不知道，也许是在挣扎。但我是普通的人，做国家干部、办杂志、参加NGO都是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我更喜欢现在的工作，因为和人民的心贴得更近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出路就是工人、农民的出路，就是劳动者的出路，知识分子没有自己单独的出路，也不应该谋单独的出路。

　　理想中的中国农村

　　记者：听说你马上又要出版《我向百姓说实话》一书，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李：原来我出过《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重在对农村当时现状的描述，以唤起全社会对“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我向百姓说实话》重在对现实三农问题的理性思考，提出了“24个问题”。

　　例如：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为什么看不起病了、读不起书了？

　　例如，都说教育改变人的命运。教育的成本贫苦的农民支付了，培养的人才为城市和发达地区服务了，这些人才老了不中用了，又不得不回到农村。市场机制把人才的黄金时节配置到城市和发达地区，把人才成长的负担和养老的包袱配置到了农村。

　　例如，我认为25年的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认为县乡以下的农村改革还有“两步半”要走—“进一步放活农民、当务之急在于放活农村各种组织、逐步放活基层政府”，没有捷径可以走的。

　　我最有争议的观点是，至少近30年到40年，农村土地不能自由兼并、买卖，不能私有化。否则，“谁来养活中国”就是个大问题，同时，由此引起“农民问题转化为民工问题，农村问题转化为城市问题，失业问题转化为人权问题”。

　　记者：你所希望的中国农村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很遥远？

　　李：生育、教育不要钱，看病、养老有保障；基础设施财政管，取消农税倒补贴；官权退出乡政府，民选民管搞自治；家庭经营为基础，自愿组织图发展。我认为这个样子的农村，政策对路，不走弯路，10年可成。如果不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东西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100年都不成。

　　一家人两种生存环境

　　记者：从你的日记里可以感觉到你对云南农民的贫困十分关心，但你对城市的富裕是不是也有一些偏见，有些东西可能是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的？

　　李：我没有感觉到我有偏见。城乡的差别是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

　　我一家人生活在城里，我弟弟一家人生活在农村，弟弟一家人付出的劳动是我们的许多倍，收入却比我们少许多倍，且生活的环境比我们差许多倍。都是同根生，但我们两家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农村人的贫困实际上是权利的贫困，他们没有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不同等的政治权利下，农民发不出声音，农民进城不仅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不同等的税赋权利，农民月收入只有100来元却要纳税，而城里很多高收入者却不怎么纳税；不同等的国家财富占用权利，城里的基础设施都是国家财政搞的，农村的基础产业却要农民自己集资办，且产权归国有；不同等的自由迁徙权；不同等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权，地方政府把农民的土地低价进高价出，农民没有社保、医保。

　　还有不同等的发展权，城里人可以贷款买房，乡下人给城里人生产农产品都难贷款，城里人的财产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在银行分文不值；不同等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城里人做买卖，亏本的生意可以不做，当然用不着缴税，农民种地亏本如果不种，却照样纳税。

　　我们的二元制度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农村的贫困实际上是制度的贫困。

　　《南风窗》记者　尹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