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头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青面獠牙的样子，他可能是很有社会地位的商人，或者就是某个旅行社的头。”厦门大学的知名学者李明欢教授研究海外华人已经有十多年，十多年里，通过旅行社途径非法移民到国外的事件就一直没有断过，现在这种现象已让他无法平静。

南京师范大学的黄润龙教授喜欢从统计学角度研究人口迁移问题，他的结论是：目前每年从旅行社通路非法移民的人数约占到旅行社组织出游总人数的3％左右，若以去年全国旅行社组织出国游总人数183万人计算，则去年至少有5万旅游者“黑”在了国外。

学者只是旁观者，有身在其中的中旅人士称：“100个人出去，丢掉两三个人是经常性的。”浙江省旅游局行业管理处处长许澎也表示，“最近几年从旅行社途径出境后失踪的现象的确增多起来了，如果不加大打击力度，很有可能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本报对以上人士的采访都是基于同一个背景：34名浙江和福建游客12月2日在克罗地亚集体失踪后，至今还没有任何消息；而接手调查的浙江省公安厅已经把目光集中到了涉嫌此案的哈尔滨康辉国际旅行社（下称“康辉”）身上。

质疑康辉

康辉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康辉的公章早于9月时就宣布作废，34名游客出境手续上所盖的组团社公章、出境章和送签卡等都是私刻的假印章，康辉与这件事完全无关。

但是外界对此提出多种质疑。成功组建一个旅游团的一般程序是：组织客源——验证身份——送办签证——出团，这当中离不开旅行社的帮助。

“没有旅行社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拿到克罗地亚大使馆的签证。”当地一家同行如此质疑。据了解，34个人是在北京取得真实签证的，出面与大使馆沟通的正是哈尔滨康辉国旅（或者相关分社），“如果有关证件上盖的是康辉的章，就必须是康辉旅行社出面与大使馆接触，不可能一家旅行社拿着一张盖着别人公章的名单去要求办签证”。

据这位当地同行分析，该旅行团11月24日抵达克罗地亚，此后至失踪前整整有7天时间都是由当地一家旅行社（俗称“地接”）接待，“这个过程中地接必然会经常与国内组团社联系，如果国内没有正规旅行社回应，他们不可能一直接待”。

至于康辉所说的9月时原公章就已经作废一事，哈尔滨一位同行人士怀疑其时间上的巧合性，因为有关手续的办理是在10月，不早不晚地就在前一个月宣布原公章作废了，“一个企业改公章是一件大事情，要重新登记、注册等等”。

对于上述质疑，至今官方还没有任何正式消息发布，12月19日本报记者辗转联系上哈尔滨康辉总经理吴玉初，但是对方仅表示“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说的”即挂断手机。克罗地亚驻中国大使馆也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上海某大型国资旅行社出境游部总经理郁先生对这起事件有一个初步评价：这是一起有蛇头参与、有“高手”预谋组织、有国际庞大机构协调的集体性偷渡事件，不排除旅行社内外勾结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除了规模的庞大和人员的构成外，克罗地亚并非一个以旅游著称的风景国，它极可能成为了偷渡者移民欧洲的跳板。

“合法”蒸发？

在黄润龙长达10多年的研究生涯里，类似的“集体失踪”事件，克罗地亚事件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大的一次。

去年3月15日，一个由66名中国游客组成的大团出现在韩国的仁川机场，当他们跨出海关门槛后，66个人在机场神秘消失。韩国警方当即展开紧急搜查，但只找到其中的23名游客，剩下的43人不知去向。

事后追查，这个“韩国三日游”旅游团是由中国青年旅行社和中国妇女旅行社联合组的团，43名游客来自几个不同省份，他们的材料是“北京盛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假材料。

再往前，黄还记得1995年时一件在美国引来轩然大波的事件。当时上海一家旅行社组织了一个40多名少年参加的夏令营，前往美国观光交流，结果40多人集体失踪，警方再也没能把他们找出来。这起事件后，美国政府下令不再允许举办类似的夏令营活动。

基于此，黄润龙并没有对克罗地亚失踪事件表示惊奇。他认为，这种零星发生、表面看来单起人数很多的失踪事件，只占了通过旅行社管道非法移民总人数的极小部分，大头是在不为人知的日常出游中，成千上万的人“就像没有关紧水龙头一样持续不断地渗了出去”。

在上海春秋国旅出境游部经理姜伟浩看来，几乎每个有出境游资格的旅行社每年都会不止一次地经历“丢人”的事情，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个几十人的团成功出游后，回来时往往会有一两个人再不见踪影。

这让一些正规守法的旅行社大为恼火，因为这不光影响了旅行社的声誉，一旦这种“借道”行为超过一定比例，旅行社还会失去目的地国大使馆给予的办签证权利。目前类似的“借道”行为多发生在去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等几个地方，相关国家的大使馆因此还变通地给出了明文政策，即一个旅行社在该国“丢人”的比例要控制在1％左右，有的定在3％，一旦比例过于离谱，则暂停该旅行社3～6个月办理签证的权利。

黑社猖獗

克罗地亚事件发生后，姜伟浩进一步加强了春秋国旅对游客的政审，在他的经验里，只要不是搞承包、挂靠，是可以尽量减少那些企图非法移民者“借道”的。

但许多问题却是出在“黑社”身上。

据哈尔滨中旅市场部一位人士介绍，近年来在哈尔滨市场出现了很多正规旅行社“卖牌子”的现象，一个正规旅行社要获得出境游资格不仅需要看业绩，还需要缴纳将近200万元的抵押金等费用，但是有一些个人却能只花两三万元挂靠在一个正规旅行社下，轻而易举地获得同等权利。如果这种挂靠或线路的承包不是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财务、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它们就成为了黑社的一种。

这些黑社出于利益诉求，往往会放松对于顾客的政审，使一些意图非法移民的人得以混进旅游团中来；黑社有的还会默许甚至主动协助非法移民者的借道，因为一旦游客在国外“黑”掉，它们不光可以赚到一笔可观的旅行代理费，还可以卷得游客8万～10万元的保证金。

据当地关注此事的一位记者介绍，哈尔滨前前后后已经打掉了10多家黑社，就在克罗地亚事件后一天，还有一家冒名海南天之涯的黑社被查处，当时该黑社已经有两个团组团待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如康辉这样名列中国旅行社前三的大旅行社，应该是很珍视自己的品牌和声誉，不可能主动去做“一锤子买卖”，极有可能是挂靠在该公司旗下的某个“黑社”操作了本案。

该人士进一步介绍了黑社通常的操作手法。一般情况下，黑社在组织客源时，会设法借用或伪造所挂靠旅行社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若系借用，通常都已签章）。而在填写该表时，为规避旅游部门关于“持异地护照的游客不得从哈尔滨出境旅游”的规定，黑社往往将客人护照发证机关编造为当地（如黑龙江）省公安厅。

接着，黑社会编制虚假的挂靠社与游客的《出境旅游组团合同》、团费发票和与目的地国地接社的团队传真确认件，以办理团队出境审验手续。通过了市级旅游局的审验后，又将名单表上游客护照发证机关改为实际发证机关。

最后，黑社即可堂而皇之凭真实护照向旅游目的地国大使馆申办商务旅游签证。

动因与监管

黄润龙认为，从总人数上看，我国非法移民境外的情况在减少，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也在下降，但是近年来借道旅行社方式的非法移民者却在增多，这当中并非没有道理。

就非法移民者而言，自1993年“黄金冒险号”事件和2000年的多佛惨案后，传统的“轮渡式”偷渡方式已经成为一件恐怖的事情，风险大，成功率低，而且成本高昂。一般而言，以传统“轮渡式”从中国偷渡到美国，人蛇集团对每个人的收费在3万～4．5万美元之间，最高可达10万美元。但是从旅行社走，可能只需要10多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和旅行费。

另外，对于出境旅游整个链条的监管也有难度。上海市旅游委市场管理处一位官员表示，上海因为国外漏人问题还停过好几家旅行社，但是这种借道行为旅行社是防不胜防，“旅行社不是情报机构，很难看出谁要非法移民，有些人有房有车，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要移民”。

但是黄润龙认为旅行社检查不严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要合理加大惩罚力度。根据《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故意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或送他人出境的、对于“丢人”后不上报的旅行社，会给予警告、扣领队证、暂停或取消组团社出境游资格等处罚，但是实际情况是，这里停掉了可以到那里去做，没有领队证了可以做内勤，同样还可以运用资源。

同时对于商业保证金的收取也有讲究，如果保证金由旅行社收取，一旦游客一去不返，这笔资金就成为一些黑社乐于见到的收入，难以防止黑社的主动协助。

“这是整个链条的事情，不管是公安、旅游局还是边检，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很难防住。”上海旅游委这位官员表示，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复杂，需要协同作战，如果单单处罚旅行社也不公平。

学者李明欢也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在资本、商品、信息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口的跨国流动也是一种必然，但是由于涉及到了各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因此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一些国家对于非法移民政策的游移：当它们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对非法移民的政策就很严，打击力度就很大，但是当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的时候，又会变得宽松起来，这就给了许多人以“熬下去等待大赦”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