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笑笑

　　12月19日，全国首例“乙肝歧视案”在芜湖市新芜区法院公开审理，庭审时有60多家媒体的记者追踪报道，200多名旁听者挤满了法庭。“乙肝歧视案”如此引人瞩目，一是张杰(化名)的起诉以及法庭对此的判决，可能对全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及其家庭产生深远影响；二是因为张杰试图援引《宪法》以寻求对自己权利的保护，这不仅在法庭上引起激烈争论，而且也成为舆论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据《北京晚报》12月20日披露的庭审过程，被告在辩论时提出，原告将体检不合格被淘汰这一问题，上升到违宪的角度，有“夸张”之嫌。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在派生及效力等方面，自然有个“级别”比较；但是，宪法在保护公民权利、追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责任时，是没有人或事的“级别”差异的：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涉及基本权利，宪法就应该成为对抗侵害的最有力的武器。否则，宪法大则大矣高则高矣，却是云端的一尊泥天神，享尽香火但护佑不得众生，其尊严和力量当然无从谈起———那倒真是对宪法的一种“夸张”。

　　或许在芜湖市人事局看来，一个人因为感染乙肝病毒而当不成公务员，这是上级的指示、政策的结果，是政府为一种利益(比如声称的公共卫生利益)而要求公民所做出的微不足道的牺牲；但在张杰、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以及全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看来，这是一种于法无据的“歧视”，是对自己权利的严重侵害，他当然有权拿起法律武器———特别是宪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我们可以等待法庭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否能够成为公务员”作出裁判，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把张杰以“违宪”为由提起的诉讼看成是“夸张”，看成是对公民权利“夸大或言过其实”的追求，这才是对宪法意义和作用的扭曲。

　　这种扭曲的危害自不必多言，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根本手段和最后屏障，任何使其虚无起来的做法，都会在实质上损害“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尽管这种虚无，可能仅仅源于对其地位的推崇。

　　就在几天前，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有多项涉及更切实、更全面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这无疑是法治化进程的巨大进步。但是，如果这些凝结着正义和理性的权利仅仅写在纸上，公民一“要求”就被视作“夸张”、“胡闹”，那手段和屏障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美国法律小说《终极证人》有个细节：年仅11岁的马克韦害怕伤及家人而不愿作证，但检控方威胁要把他投进监狱，他问律师“我可以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吗？”在得到否定回答后，马克艰难地走上法庭，他无所依赖，连最具同情心的律师和最公正的法官都帮不了忙，但他坚持用一个回答面对所有难题，“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

　　即使一个孩子，在最无助的时候也依然信赖宪法———这种观念的树立，可能需要更多像张杰对待“乙肝歧视”那样“夸张”的追问与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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