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秀平

　　中国律师业，在短短15年内，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从业人员，从改制前的不足2万到今天的13万；事务所也从3000多个发展到今天的9000多家。律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是不胜枚举。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在律师界领风骚的律师事务所，不少就是当初投身改制的先驱者。

　　君合的涉外业务做成了龙头，成了第一个把分所开在美国纽约的国内事务所。

　　1989年，君合律师事务所在科学会堂的办公场所只有几十平方米，后来，在另一个大厦租下五六百平方米，2003年11月4日，记者来到君合律师事务所在的北京华润大厦总部，整整一层半楼层的办公区，足足2000平方米。一位律师业内人士说起君合所，充满了羡慕之情："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员工在那里工作很愉快。合伙人的观念开放，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一批人的缩影。"

　　1993年，开始合伙制试点时，深圳信达律师事务所是第一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该所的合伙人之一朱律师自豪地说："初创时有6个创始人，现在在深圳本部有十几个合伙人、上海分所6个合伙人、美国华盛顿分所有3个合伙人。"律师界都知道信达是做证券业务的，"好的时候，深圳证券市场的一半业务都归信达"。

　　但是，也有一些较早步入新体制行列的事务所，坠入了在诉讼案源上同质化竞争的芸芸众生之列。

　　"随着经济的发展，律师业的前程会越来越宽广。"周纳新说。从金融、证券到海商……业务范围越来越宽。但是，这也对律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欣慰地看到，如今，从海外留学归国的人做律师的越来越多，北京的律师里，三分之一是归国留学人员。

　　而律师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得到肯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律师年年增加，北京申办奥运会，律师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还不能说中国律师业已进入它的鼎盛期。

　　"现在律师业发展了，但和国外公司化律师事务所比，还有距离。"周纳新直言不讳。

　　一位律师则认为："和香港、国外相比，还差得特别远。"他举了例子："英国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拥有一幢摩天大楼。"当年，在美国考察的时候，周纳新也见识过一两百个合伙人组成的律师事务所。这样的事务所，往往是"百年老店"。

　　而因为门槛降低，拥有一定资金的3个合伙人牵头就可以申请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国内一般的律师事务所，是由几个合伙人挑头，再招聘一些辅助性的人员后组成的。合伙人是老板，普通律师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提成。所以，律师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合伙人之下都是打工的。" 聘用律师得不到尊重的辛酸，溢于言表。

　　"三五个人一个小所，太小，形不成规模。"一位业内人士说。不少事务所，是为了生存而战。也有的律师事务所赚钱是第一位。当然，因为一个"钱"字散伙的事情时有发生。

　　"管理滞后。有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很松散，合伙人就想着挣钱了。"周纳新说，"其实，管理更好更科学，对律师发展更有利。"

　　周纳新在位时，已经意识到："就管理机制而言，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和国外差几十年。"当年，她看到那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仅合伙人就有一两百人，却内部管理规范，一点不乱，上百年没有内讧，打心眼儿里羡慕。

　　问及"秘诀"，人家对她说：这些合伙人不计较钱，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友谊加事业。

　　于是，她把美国和法国律师协会的专家请来，让人家给我们的律师讲管理。

　　和周纳新一样，大批年轻律师期望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从管理松散的赢利性机构向公司化发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主要招收学法律的人才，很少吸纳管理人才。而公司化管理，必须有管理型人才介入。

　　律师的规模化管理，也是司法部关注的重点。

　　记者在君合律师事务所采访时，接触到了一位颇具亲和力的女性，她的名字叫曹兰。对外，她的身份是"行政主管"。

　　应记者的要求，曹兰描述了君合的管理模式。最高层是合伙人会议，下设管理委员会。合伙人会议一年只召开一次年初预算会议和一次年中分配会议，日常管理委托管委会行使--包括对行政、业务辅助和业务三大部门进行管理。

　　颇为新鲜的是，管委会主任是选举出来的，非创始合伙人也可以担当，任期两年。用武晓骥的话说："君合有'三气'，元气不能伤，正气不能丢，人气一定和。大家真诚、平等的关系从建所延续至今，不培养皇帝。"

　　在君合，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已有公司化管理的成分。曹兰，其实就是君合公司化管理的化身。如果硬性给她的身份定位的话，假如管委会主任是总经理，她就是总经理助理。

　　据了解，在英国那幢摩天大楼和美国那家"百年老店"，相当数量的行政管理者也是合伙人。而曹兰还不是，一个个曹兰靠自己的管理才能进入合伙人层面的那天，中国律师事务所公司化和规模化时代就真正到来了。

　　附录：

　　司法部原部长忆改革

　　1988年至1993年，蔡诚任司法部部长。在他的任期内，律师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

　　2003年11月17日，蔡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顾了原律师制度："原来，律师都是公务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是在1979年，党中央决定重建律师队伍，并确定由司法部负责领导律师工作。

　　蔡诚记得，在1980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律师队伍要扩大，中国需要十几万人的律师队伍。其他中央领导对律师工作也非常重视。在这个背景下，1980年8月，《律师暂行条例》出台。

　　1981年，律师工作得以恢复。但是，发展缓慢。主要依靠建国初期那批归队的老律师在支撑局面。

　　1987年，司法部根据十二届七中全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到的"改变国家统包律师工作的现状"的精神，经过反复调查和研究，提出了律师体制改革的意见，决定在全国进行合作制律师的试点。

　　1988年初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司法部制订了试点方案。

　　1988年4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任务。"不改革，律师工作肯定跟不上。"蔡诚说，"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律师工作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十分突出。各级法院每年审理近百万件民事案件，其中有60%要求有代理律师，但由于人员的限制，能够接受代理的仅占6.7%；各级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每年有几十万件，而能够接受委托充任辩护人的只有20%左右；在常年法律顾问方面，全国国有企业达400多万个，而律师仅应聘为3万个单位担任法律顾问。"

　　这年的4月和8月，司法部在两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对律师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其实，律师业的改革远远不止改制这一点。"蔡诚说。

　　1985年，成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1989年，律师资格考试制度确立。

　　1992年，允许香港、澳门和国外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立办事处。

　　此外，还成立了各种专业律师事务所；展开了政府法律顾问和企业法律顾问工作。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