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民工追讨工钱的心情更加急切。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报道着这方面的事情。对于民工被拖欠工钱，社会上一直希望法律能给这些民工切实的保障。可是，对于很多被欠薪的民工来说，他们和打官司往往隔着两道不低的门槛，一道槛是法律程序，大多数民工不知道怎么去打这官司，另一道槛是打官司的费用，这是大多数民工无力支付的。而在陕西西安就有这么一个人，他专门替民工免费打官司、讨工钱。那么他是谁呢？他又为什么要帮助民工越过这两道槛？

　　孙武胜打官司

　　陕西省西安市民工代言人孙武胜：“喂,你好！”

　　民工：“我想问孙武胜那个同志在不在？”

　　孙武胜：“对，我就是孙武胜，请问你啥事儿？”

　　民工：“我是做工的，我们老板不给钱。”

　　孙武胜：“哦，你是打工的，老板不给钱。”

　　这位接电话的人名叫孙武胜,他并不是法律专家,在三年前还是一个民工队的小包工头,但现在,他已经成了西安市很有名气的为民工讨工钱的专家.

　　孙武胜：“我先给你这样讲，你们这是一个集体打工队，你们和你们老板之间是一个劳动关系。他们不给你们钱就要在劳动仲裁部门进行申诉，这是一个路。第二个路你们的诉讼时效还在，就要在法院里直接起诉。”

　　这是记者第一次见到孙武胜时的情景,他被邀请到西安晚报社接读者热线电话。一个上午就接了四五十个电话,多数是农民工打来的,反映干完活以后老板不给工钱，所以向孙武胜求助。而孙武胜给每个电话都做了明确的建议和答复,俨然一个法律专家。

　　孙武胜：“我从前是个打工者，咱把饭一吃拉架子车给人家干活去。现在么我桌子上摆一些案卷，我背一个包包整天到法院里跑呢，总认为我的地位好象提高了。”

　　孙武胜因为专门为农民工讨工钱，打了40多场官司，现在成了讨工钱的专家。而在以前，他做过打工者也做过包工头。那么，三年时间，他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孙武胜：“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走上自学法律打官司的。”

　　孙武胜告诉记者，他本是陕西省富平县的农民，1995年跟着别人第一次出门到省城西安打工。很快成了工头，自己承揽一些项目。但是，几家建筑公司欠了他十几万元的工钱不给，使得他没法给雇佣的民工发工钱。被讨债的民工追得东躲西藏，几年不敢回老家。直到2000年春节，孙武胜觉得自己不能再躲了，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孙武胜：“有一帮打工的因为要不到钱，我也没有钱给工人，结果他们就跑到我家把我儿子绑架到西安。”

　　在大年农历三十的下午发现儿子被人绑架了。孙武胜却说他并不担心儿子安全，而且不怨恨绑架儿子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孙武胜：“可是我当时知道他们虽然绑架我娃，对我娃的安全他不会有伤害。他们的目的是把你娃抓住，你就给我钱了。”

　　孙武胜后来想方设法借钱赎回了儿子。儿子虽然安然无恙，但这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孙武胜。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工头，欠民工们工资，民工绑架他儿子是无奈之举。根源在于建筑公司欠了他十几万元工钱没有给。但这些辛辛苦苦的血汗钱他不想也用绑架等办法来讨回。

　　孙武胜：“我后来想别人没有钱都能偷钱抢钱，难道我们凭血汗钱挣的钱还要不回来。”

　　孙武胜想到了打官司。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没有学过法律。又没钱请律师。怎么打官司呢？

　　孙武胜：“后来我在政法学院买了两本书《民事诉讼法》和《民法通则》，学了只有几天时间，起码知道起诉书咋写，法庭上这些程序咋样辩论呢，就把西安一家公司就告上法院了。”

　　孙武胜的第一场官司是在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打的。起诉时间是2001年3月19日。孙武胜作为原告，没有带律师一个人走上法庭。判决结果胜诉。孙武胜讨回了2万多元的工钱。

　　孙武胜：“心里很高兴，因为我自学的法律，把我的钱给一笔夺回来了。”

　　通过自学法律打官司，一个月时间讨回了2年时间讨不回的工钱还有利息，孙武胜尝到了甜头，一鼓作气一年时间连打9场官司全部胜诉，为自己讨回了8万多元工钱。名声传开后，孙武胜放弃了做包工头的工作，又帮别的民工打了近40场欠薪官司，几乎场场胜诉。对于别人都很头疼的农民工欠薪官司，孙武胜为什么总能打赢呢？

　　孙武胜：“我认为我打了50场官司，只有一场输了，这一场输的我认为脑子里有许多问号。可是我认为法庭上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事实清晰，证据确凿，法官就不敢胡判。”

　　官司难打，为民工讨工钱的官司更难打。可是，作为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孙武胜仅凭自学的一点法律知识，为自己为别人总共打了4 0场官司，却只输了一场。他凭的是什么？

　　孙武胜追债记

　　从2001年到现在，孙武胜拿起法律武器，不仅为自己要回了8万元工钱，还帮其他的民工要回了近二十万的血汗钱。不过，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打工多年的农民，在打官司这事上，并不比别人更有优势，熟悉他的人也都说，除了官司多了，头发日渐少了，孙武胜这几年并没什么变化。那么，他到底是凭什么帮助民工要回了工钱呢？

　　孙武胜租住的房子位于西安市南郊。这一天，当他回到家里时,有好几个民工等着他.

　　四川籍民工阎明东：“我们一直等着他，今天等着他，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现在，我们就在这附近转。”

　　这位民工有什么急事儿呢?孙武胜回到家一张饼子还顾不上吃完,就马上接待起这位等候了10多个小时的客人.

　　孙武胜：“到现在总共欠你多少钱？”

　　阎明东：“接近2万元。”

　　这位民工告诉孙武胜，他叫阎明东,是四川省通江县人,今年2月1日起,他带领40多个民工进入西安给未央公安分局的新看守所做土建施工。4月17日交工后到现在半年多了,建筑公司还欠他近2万元的工钱一直没有给。

　　孙武胜：“现在第一承包人，包工包料的老板，他把那个活包了，他是包工包料。第二承包人党立祥，党立祥再包给史杰，史杰跑了，党立祥也没了。”

　　阎明东说，他接的工程是经过两层转包之后才到手的，而直接向他发包的人在工程还没有完成之前，没有为大家领工钱就突然从工地上消失了。等到活儿干完以后，大家半年多了领不到工钱。找过建设单位和建筑单位很多趟之后，他们还向西安市劳动局等很多部门求助过，都没有结果，最后想打官司解决，就找到了孙武胜。为什么不找律师而要找孙武胜呢？

　　阎明东：“因为他就是《三秦都市报》说了，为民工讨债他讨出名了，而且他可以免费为我们这些打工阶层维权，能够讨工钱。”

　　阎明东说，他也找过律师，但对方要先交1000元才接这个案子，其它费用另外再说。而且律师只是负责出庭辩护，具体搜集证据由民工自己来做。而他只是小工头。目前既没有钱也不懂法律，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搜集证据。孙武胜接下了这个案子。那么，包工头跑了，怎么要钱呢？

　　记者：“这种官司好打不好打？”

　　孙武胜：“不好打。”

　　记者：“为什么不好打？”

　　孙武胜：“这一种官司打的时候，实际转包的人跑了。你告的时候只能告承包的跑了这个人。”

　　记者：“以你的经验判断，这官司能不能赢下来。”

　　孙武胜：“这还有赢的可能性，赢的可能性就是当他在起诉的过程中，可以直接起诉建筑公司，把承包的跑了这个人可以作为第三人。”

　　孙武胜告诉记者，打这种官司最关键也是最难的一步是取证。他决定立即开始取证。第二天一大早，孙武胜带着记者首先来到了西安市东郊长乐坡。阎明东和他雇的那些民工就住在这个地方。孙武胜要先从民工这边取证。眼前这个阴冷狭小的屋子里住了6个从陕西洛南县来的民工。这位62岁的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乡陕西省洛南县今年还闹了水灾。

　　陕西省洛南县民工王小运：“我们那里今年闹水灾，我现在房也淹了，粮食也淹了，我现在不能生活。”

　　老人说，他要坚持到领到工钱了才能回家。孙武胜在这里找到几个民工代表写了委托书并取到了一些证据。接着要找建筑单位西安未央建筑集团项目部取证。工地位于西安市北郊的一个村子附近。.比较顺利的是一到工地就找到了项目部一位负责人。孙武胜说明来意，希望对方出具材料，证明阎明东等人在这儿干了活但没有拿到工钱。对方仔细看了委托书之后，认出了孙武胜。

　　西安未央建筑集团承建未央公安分局看守所项目副经理李新龙：“哦，孙师！这就是三秦都市报专门登的。你那名气高的很。”

　　尽管认出了孙武胜就是为民工讨工钱出了名的专家，这位负责人对作证要求依然拒绝了。

　　李新龙：“最起码你把理由了，把直接发生关系的人给我叫跟前，你个人谁说啥算啥。我说你没干，你说那就是你干的。我去证实你那事情等于你现在不能证明是他干的。”

　　孙武胜：“不是。”

　　李新龙：“干活我知道他干了，确实干了，这咱有啥说啥干活是干了，干的多与少，他这之间发生经济关系，能发生多与少，我不是很清楚。”

　　孙武胜：“我听他们四个人给我讲，史杰临走后，这四个民工队给史杰干的工程量，都给他们有结算单。”

　　孙武胜出示了包工头史杰给阎明东留下的两样材料。一个是工程承包协议书。其中约定付款方式为:待整个土建工程完成后,一个月内付清余款.另一个是史杰在今年3月20日给阎明东出具的结算单.上面逐项列出了阎明东所带民工队干的工程项目和金额.总计26058.47元,已经支付7147元.还欠18911.41元.

　　孙武胜：“这个结算单你们公司承认不承认？”

　　李新龙：“这个结算单肯定有它实际的作用么，但是你授权委托有个程序问题。”

　　这位项目负责人说除非找到失踪半年之久的包工头史杰，他们单位拒绝给孙武胜出具任何证据。这次取证失败了，以后还得再来。孙武胜说像今天这种遭遇在他打的民工欠薪官司中很常见。一般在建筑公司取证都要跑好多趟。40多场官司都是这样跑出来的。

　　民工代言人孙武胜

　　孙武胜打官司打出名了之后，不仅陕西的民工找他，就连一些外地的民工，遇到欠薪的事也找上门来。不管官司有多复杂，孙武胜对来这些民工，总是乐于相助。可是，你恐怕也想不到，就在他替民工排忧解难的时候，孙武胜也有自己的困惑和烦恼。

　　仅仅三年前，孙武胜还在为讨不到自己的工钱而焦头烂额，而现在，在许多讨工钱无望的民工眼中他却被当成了救命稻草。

　　阎明东：“我们找到他，好象就像一种我们掉到水里了，好象人家伸出一根棍子就伸在我们手里了，就这个感觉。”

　　孙武胜甚至被称为民工的代言人，但他本人却告诉记者，帮别人讨工钱打了40多场官司，经济状况却大不如前了。

　　记者：“你现在替别人打官司有没有收入？”

　　孙武胜：“有，这个收入就是每给人家受理一个案子，人家都给我一、二百元跑路费什么的。”

　　记者：“这个钱能不能应付你的生活？”

　　孙武胜：“应付我个人的生活完全可以，但是要和我原来小包工相比较还差的远。”

　　孙武胜告诉记者，以前做包工头时一年能挣两万多元，现在帮别人打官司收入至少少了一半。记者注意到，孙武胜租住的房子很狭小昏暗，即使白天走进去也要开灯。孙武胜吃的也很简单，每天晚上抓一把绿豆放到热水瓶里泡一夜，第二天吃一天。孙武胜说他打官司并不收费，都是别人主动给他的电话费和车费等开销。那他为什么不像律师一样收费呢？

　　孙武胜：“那我不敢收。”

　　记者：“为什么不敢收？”

　　孙武胜：“因为原因是我不是律师。公民代理严格要求是不允许收费的，但是收一些适当的支出是应该的，比方车票费用、生活费用，那他应该给我。”

　　孙武胜说民工欠薪官司很多，他现在对打这类官司很有经验也很喜欢，很想把打官司作为一个职业，但是由于自己不是律师，只能以公民身份做代理人，就比较尴尬，想考律师却听说只有上过大学才有资格。这是孙武胜目前面临的困境。

　　让孙武胜困惑的不仅仅是自己没有名正言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尽管赢了几十场官司，可真正让民工能拿到钱的只有几起。他希望法律不仅能为农民讨回公道，还能让农民拿到自己的血汗钱。因为有农民的身份，孙武胜更能体会到民工被欠薪的痛苦，但同时这个身份成为他运用法律手段，帮助更多农民的一道障碍。的确，面对成千上万被拖欠工资的民工，孙武胜的一臂之力，还显得非常单薄。那我们能不能主动建立一个覆盖面更大，更专业的法律援助体系，来帮助这些民工呢？毕竟，还他们一个公正，也是还社会一个公正。

　　《经济半小时》记者：刘煜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