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在看记者提供的关于黄勇心态变化的材料时，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教授王顺安不时发出感叹。虽然曾在监狱里采集过一些罪犯的心理状况资料，但像黄勇这样鲜活具体的心路历程，王顺安也是头一次见。

　　王顺安说：“黄勇，在作为人应具有的认知、智商、情感等方面都没有瑕疵，但在杀人方面，存在变态。变态不同于精神病，并不意味着不负刑事责任。”

　　“因为小时候看过杀手的录像，黄勇便梦想成为一名杀手，从此可以看出早期的心理烙印对一个人的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黄勇渴望与众不同，但在学习上、工作上没有成就，而通过实现幼时的梦想，使成年后的不成就感得到补偿，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由此得到快感。”王顺安对记者说。

　　黄勇自2001年秋天第一次杀人，到2002年夏天再次作案，中间相隔了近一年。

　　对此，王顺安告诉记者，根据犯罪心理学的有关理论，第一次作案后，是犯罪人最害怕、最紧张的时期。如果警方能及时破案，这将对犯罪人形成巨大的震慑，使其犯罪心理遭到重创。对罪犯的打击越及时，对破坏犯罪心理就越有效；越滞后，负面效果就越大。

　　王顺安说：“刑罚打击最重要的是及时，而不在于有多重。一旦有案件发生，有关方面要尽早介入，不要让罪犯形成犯罪癖。”

　　王顺安说，黄勇感觉杀人很容易，还能得到钱财，并利用得到的钱财再去杀人，去体验一个真正杀手的感觉。公安机关未能破案，这进一步刺激了黄勇，让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我意识达到极限。

　　黄勇在残忍杀害17个人后，感觉杀腻了，放下屠刀。

　　就此，王教授分析说：“警方与黄勇之间没有形成猫抓老鼠的局面，却成了耗子逗猫，使黄勇在作案过程中失去紧张感。而一般在犯罪过程中，犯罪人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与紧张相伴的是犯罪后的快感。”

　　自从遇见一位受害人的母亲后，黄勇开始夜不能寐，靠吃安眠药来维持睡眠。对此，王顺安解释说，这位母亲焦急的神情，冲荡着黄勇的怜悯之心，使他从杀人幻想中稍微清醒，从某方面看，算是人性萌动、良知复归。王顺安说，罪犯是可恶的，但依然存在人性，我们要善于启发、引导犯罪人的这种心理。

　　在采访中，黄勇告诉记者，为了实现自己当杀手的愿望，他不结婚。对此，王顺安进行了分析：“婚姻对一个人的心理很重要。夫妻之间的温情和爱，可以化解仇恨。真、善、美的最高境界是爱，爱别人，爱自己。黄勇没有体验到这些，对人的生命、价值看得很轻，包括对自己。”

　　王顺安说：“在孩子成长期间，除了教会一些技能和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学会做人的基本道德，要学会爱人，善于怜悯，珍爱生命，尊重他人。”

　　王顺安说，黄勇个子矮小，长相清瘦，说话条理清晰，与人们意想中五大三粗、粗暴无理的杀手相去甚远。其实，如果没有得到正常的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人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人。所以，我们呼唤社会心理“疗养院”，对所有公众进行预防犯罪的心理教育，形成社会心理干预机制。

　　研究犯罪心理，最终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犯罪。王顺安说，黄勇的案件，折射出了我们在预防犯罪方面的诸多不足。

　　“首先是有预防犯罪职能的机关，黄勇的作案这么集中，两年时间内，在一个小小的县城杀了17个人，为什么没有破案？有关部门是否存在问题？”王顺安说：“对待案件，有些地方的做法是不破不报。但是一个地区发生重大事情，政府有义务关注社会公众的安全。比如，在黄勇案中，那么多青少年失踪，公安机关就应该提醒学校、家长加强防范，并启发公众提供线索。遗憾的是，这些工作没有做到。”

　　(上文原载于《人民法院报》，记者刘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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