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12月23日在福州某媒体一版刊登了一份“声明”，近两日不少读者致电本报称该声明有些奇怪。就此，记者援引该“声明”的大致内容：一、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仅在某媒体独家设立“曝光台”，并未在其他报纸（包括本报）上设立；二、本报“17日所登载的有关单位拖欠工程款及工资等资料，是我队现场调查内部材料”；三、该队“因资料管理不善，造成内部材料扩散，给企业造成不良影响”等。

　　据了解，12月17日本报刊载劳动监察支队关于20多家开发商拖欠工程款的调查数据，被曝光企业认为数据失实，多次到劳动监察支队交涉。对此，该支队林处长认为，这是因本报未经授权刊载支队的文件造成的。

　　“海都追薪维权大联动”

　　是一厢情愿？

　　在“声明”中，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称本报非“授权”曝光欠薪单位的媒体，但实际情况是：在“海都追薪维权大联动”开始之前，11月19日下午3时30分左右，本报社会新闻采访部陈洋根、洪东升两位记者到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将本报策划意图与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林处长进行交流，林处长当场同意与本报联动，并在本报曝光一些不良企业。在后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本报与该支队多次联合行动，推出20余条新闻，其中也包含多篇曝光性报道。

　　在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的支持下，本报的“海都追薪维权大联动”取得了很好的战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接到本报反映的福州大学城福建中医学院工地农民工讨工资遭遇“踢皮球”一事，该支队林处长很快联系了闽侯县劳动局，与我们联动。在福州大学城福建中医学院工地打工的盛先生等人拿到工资后，专门给本报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12月11日，在福州市劳动部门向市政府提供的“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的汇报”中，还专门提到“从11月17日至今，每天《海峡都市报》等媒体均派出记者跟随联合检查组实地采访……”。

　　“内部资料”

　　是如何“扩散”的？

　　在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的“声明”中，出现问题数据的文件是因“管理不善”而造成“扩散”的。何谓“管理不善”？是“管理”出现问题，还是发现数据问题后推卸责任？请看这份资料是如何扩散的。

　　12月16日下午4时左右（即数据发布前一日），本报记者陈洋根在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采访时，是林处长交待下面复印后，提供给记者这份数据材料的。当时，在场的还有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薛姓女编导，薛编导也取得一份相同的材料。

　　次日，本报以帮助农民工追欠薪、为劳动监察部门树形象为目的，登载了这份材料的内容。然而，由于数据有误，见报后，在业内引起激烈反应。17日下午，不断有开发商和施工单位找到本报和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对相关数据提出疑问。就此，该支队监察一科陈康生查阅调查笔录后，发现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地调查笔录与支队统计情况不符。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投诉科陈仁传科长也向记者说明，这份资料上的有关台江几个工地的拖欠工程款的数字与该支队统计资料中的实际数字不符。

　　12月17日的报道，与此前“海都追薪维权大联动”推出的20余篇报道性质并无不同。不同的在于监察支队方面提供的数据出现了问题。而出现问题之后，该支队立即改口，称不知道本报这份数据是怎么取得的，并坚持要本报自己致歉，他们不负这个责任。

　　编后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最大的失误在于我们以为劳监支队向市政府汇报的材料是真实可靠，没有水分的。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的天真，首先表现在我们过分相信劳监支队的权威性，没有对相关数据进行核查，甚至没有与被曝光企业进行必要的核对，给企业造成了本不应有的负面影响。在此，我们表示真诚的歉意。其二，我们一直相信劳监支队是真心为民服务的，会如实全部公布那些与农民工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调查数据，但我们还是错了，因为他们留了一手，在“出事”后，他们声称这些数据属于内部资料，是不能公开的。言下之意，他们是没有责任的。我们不明白，假如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公布之后又有利于事情的解决和维护农民工的权利，维护社会的稳定，缘何就不能公开？不是说群众的利益无小事吗？其三，我们还一直认为劳监支队的调查是审慎认真，经过多方核实的，却没想到他们的这份调查是浮躁的，随意的。有些数据甚至与他们原始记录都不符，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修改数据，以体现政绩呢？

　　无论事实的真相是如何，我们必须承认，由于传播了这份与事实有出入的所谓的内部资料，已对相关企业造成了伤害，我们愿意真诚地致歉。我们决不会像某些部门那样推卸责任，因为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媒体应有的立场。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