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彪

　　继苏州、南京等地出台“禁讨区”规定后，近日，成都、长沙等市救助站发表致市民书：呼吁不要直接向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施舍金钱。

　　这些城市发出不直接向街头乞讨人员施舍钱物的呼吁，可能是针对那些非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而对于确实需要救助者，试图通过这一手段迫使他们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然而，救助只是临时性的，被救助者呆在站内的时间非常有限，且因条件限制，并不是所有需要救助的人都能够得到及时救助。有幸得到救助的，从救助站出来后，如果仍然无法或难以获得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肯定还会走上流浪乞讨的老路。

　　按现行政策规定，进救助站当然更好，但如果不愿意进，却也不能成为不予救助的理由。有些人的乞讨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社会都不应在需要救助者面前不伸出援助之手，也就是说，是否救助的分水岭不在进不进站。确实需要救助的话，进救助站要救助，不进站依然应当救助。建救助站的目的是为救助需要救助者，现在却为了劝人进站而制止他人救助，这无疑是本末倒置，走到建救助站目的的反面去了。尤其是作为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为职责的专业救助机构，发出这样的不予救助的呼吁似乎是不妥的，与其专职救助者身份背离。

　　呼吁市民不对未进救助站者进行救助，不管这种做法动机究竟如何，都难说不是种变相的强制救助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收容遣送条例废止后，一些地方不敢直接对乞讨者进行强制性收容了，但它们采取的许多措施却无一不带有变相的强制色彩。有划定“禁讨区”的，有不准直接施舍的。惟一的变化是从“肆无忌惮”变成了“有所顾忌”，但实质却依然是强制的作风。看来废止一纸条例容易，而要清除一些人脑海中的收容遣送意识却很难，一些人依然是把“形象”、“政绩”等看得比人性、道德、尊重更重。救助几天后就得遣送回原籍，原先收容遣送的目的就依然可以达到，依然能够凸显“城市治理有方”。这可能就成为新的救助办法容易为人利用的“软肋”所在。

　　有调查显示，绝大部分流浪乞讨人员来源于农村。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农村人口不可避免地要向城市流动，这些人如果在城市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只好流浪乞讨。因此，解决城市流浪乞讨问题，关键在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同时，需要加大扶贫力度，在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再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引导他们逐步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