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前夕，我们采访整理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的笔录。从他们的讲述中，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叶子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16年12月生于湖南浏阳，1935年5月调到主席身边，负责主席的机要文电工作，兼管日常生活，一直到1962年离开主席身边。他在主席身边工作生活了整整27个年头。在这27年中，西柏坡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2003年1月，86岁高龄的叶子龙去世。此前一个月，我们在北京东交民巷12号院老人的家中见到了他。他当时身体状况很差，却依然带病接待了我们。对毛主席在西柏坡往事的回顾，成了他最后的追忆。）

　　“全国解放了，批准你睡三天三夜”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与五大书记会合，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辉煌的10个月。毛泽东对党的机要工作历来十分重视，特别是战争年代，视之为党和军队的生命线。中央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合后，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办公处，负责中央的机要工作。伍云甫任处长，我任副处长。办公处设立了机要秘书值班室和电报整理科，一共十几个人。

　　当时，全国各战场捷报频传，值班室每天24小时不停地收发传递电报。西柏坡时期是我所经历的电报往来最密集的几个月，是中央机要工作最繁忙的日子。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很多电报是夜间拟就的，并且多数都是特急件，必须立即发出，而各战场传来的电报却多在白天。这样，机要室人员就得日夜不停地工作。这几个月我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困了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每天三包的吸烟量就是这时“练”出来的。实在忍不住了，就随便靠在一个地方打个盹儿。一天，我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忽然一声“叶子龙！”把我惊醒。原来，毛主席来到了机要室。主席坐在沙发上对我说：“不错啊，你还能睡这么个好觉，可蒋介石睡不着呢！”停了一下，主席接着说：“全国解放了，我批准你睡三天三夜。现在嘛，还要克服一下！”说完交给我一份电报，我此时睡意全消，马上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马武义，河北献县人。1948年5月调毛泽东身边做卫士，直到1956年11月离开，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他中等个头，爱开玩笑，是在主席面前“放得开”的少有的几个人物之一。2003年初，我们在北京马武义老人的家中采访了这位长者。马老今年73岁，由于生病，走路不便，但见到我们依然很热情地和我们交谈起来。）

　　主席为我脱鞋

　　1948年5月，我调主席身边工作，担任内卫，和李银桥两人主要负责主席的生活。由于人少，所以我们俩休息的时间很少，只能抽空睡觉。

　　7月初，西柏坡的天气十分炎热，晚间主席不得不由室内迁到外院办公。当时主席的外院从大门到内院门，铺了一条不宽的砖道，道的西侧有一棵大槐树，从槐树上拉下一盏电灯，灯下摆了几把竹椅，一张竹圆桌，这便是毛主席临时办公的地方。

　　一天，主席又在外院紧张地批阅文件，正好我值班。凌晨一点多钟，我正在值班室为主席削铅笔，这时主席点燃一支烟来到我跟前，让我去打壶水，再拿一包烟来。我马上照办。办完后主席微笑着说：“睡吧，去睡吧，没事了。有事我再招呼你。”说着把我拉到床边，并蹲下身给我脱了鞋。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哪敢睡觉，不时小心翼翼地爬起来，探头看主席。不一会儿，主席蹑手蹑脚地向值班室走来，检查我到底睡了没有。我慌忙躺回床上，假装睡觉。主席见我睡了，才悄悄地走回去继续工作。

　　穿带窟窿的毛裤主持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早晨7点，主席临睡前告诉我：“下午1点叫我！”下午1点前，马武义把主席的皮鞋刷洗干净，打上油，又熨好一套衬衣，并把理发员叫来在值班室等候。快到1点时，我到厨房给主席打来饭，然后到卧室轻轻把主席唤醒。我帮主席穿衬衣，主席坐在床边上，伸手把那条破了两个大窟窿的毛裤抓了过来，两只脚用力一蹬，没想到两只脚从两个大窟窿里伸了出来。主席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这就好了，两个大洞看不见了。”我也禁不住笑了，说：“那两条毛裤腿在后面吊着呢，这样怎么能上天安门？”主席反问道：“上不得天安门？！”我说：“上不得。”他说：“那好，重穿。”主席穿好羊毛裤，又穿上那套新做的黄呢子中山装，显得格外魁伟。

　　下午2点50分左右，毛主席健步走上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天安门城楼下战车隆隆，万众欢腾，“毛主席万岁！”声此起彼伏。此时此刻，又有几个人知道，毛主席竟穿着一条带大窟窿的毛裤？

　　一块褥料回到西柏坡

　　首长用过的东西大部分都在‘文革’中洗劫一空了。现在还有一块粗布褥料，是主席用过的。（马老起身到屋里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块儿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板板正正的白色粗布布料）

　　1939年，陕北的中央机关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为了生产自救，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块白色褥料即是在大生产运动中生产的。后来工作人员用这块布料为主席做了一条褥子，在延安期间他一直使用着。毛主席到西柏坡后工作更加繁忙，但生活一向俭朴，衣服破了不愿换，鞋子坏了不愿扔，床上仍旧铺着这条旧褥子。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赴京建国，这条褥子又被主席如家珍一样带到了北平。入住香山后，毛主席怕同志们因为条件好了，会给他更换生活用品，就特别给工作人员制定了一条纪律：不经他的同意，他所用的东西一律不能换，于是这条褥子照旧铺着。

　　入住中南海以后，由于生活条件好了，且主席工作很忙，根本无暇顾及生活上的一些细小之事，我就偷偷地把主席这条褥子换了下来，并将褥子面料拆洗干净，作为纪念保存了下来。（马老双手托着这块褥料珍重地交到了我们的手上）这东西我留着当然很有纪念意义，但放到西柏坡纪念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这是教育后人的生动教材。我们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铺张浪费。虽然我们国家现在比较富裕了，但毕竟还有许多穷人，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

　　（在北京宣武区干休所，我们找到了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的骑兵连连长王笃恭。74岁的王老体格健壮，声音洪亮，典型的军人气质。他11岁在山西参加革命，1947年2月参军，被编入保卫毛主席的先锋队，后一直跟随主席从事保卫工作，1948年5月跟随主席一起进驻西柏坡。）

　　主席要我学文化

　　1947年2月，我被选入“保卫毛泽东先锋队”（当时叫中央警备团），担任骑兵连连长。当时我想给家里去封信，告诉家人我在部队的情况，但我大字不识一个，怎么办呢？于是就以画代字。当了骑兵，就画一匹马，向家里要鞋、袜，就画了鞋、袜。主席知道后，笑了个够，并教导我们说：“我知道你们出身都很苦，大字不识几个。你们在战争年代还能应付一阵子，但到了和平建设年代，就不行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学文化。没有文化知识，就没有做好一切工作的资本，学好文化，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钥匙。你们和我一起工作，希望我们互相帮助。”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学好文化。当时没笔、没纸、没老师，虽然连部有一文书，都去找也不行，况且人家还有工作。我就抽出所有空闲时间，利用一切形式学习，行军时把字纸用树枝捅成窟窿贴在背包上，晚上休息时就在自己的肚皮上练习。经过努力，终见成效。

　　1948年到西柏坡后，我的字就学得差不多了，还被士兵会选为墙报委员。一次，主席见了我，又开我的玩笑：“现在还以画代字吗？”我笑着说：“现在不画画了，我还被士兵会选为墙报委员呢！”主席也会心地笑了。

　　骑兵接送吉普车

　　主席来到西柏坡后，代号为“中0一部队”的中央警备团因工作需要分别驻扎在西柏坡及其附近村庄，而警备团的骑兵连住进了回舍村。我所在的班被派到张虎庄，担负新华社广播电台的安全警卫任务。

　　当年7月，我们接受了新任务，担负中央首长外出活动的路线和现场警卫。受领任务后警卫班住进了平山县郭苏镇。具体任务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外出活动时经过的路线的现场警卫，从西柏坡向东经东柏坡过夹峪村到滹沱河北岸河滩一线。执行任务时间为每天午饭后至深夜。

　　一天，我们正在杨树下整理马具，突然接到通知，说主席要到河滩，让我们马上去接。我们扬鞭催马飞奔西柏坡。到达村口时，主席的吉普车由西向东迎面驶来，我们迅即拨转马头三骑并行，与车相距百米左右为车探路。汽车颠簸在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土路上，经东柏坡、夹峪村到了河滩。当我们布置好警戒时，汽车也到了。主席下车后与我亲切握手，并夸奖说：“你们骑术不错嘛，跑得飞快，连汽车也追不上，回去时不要跑那么快，要注意安全，防止跌跤摔着啊。”随后主席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不时地在文件上写着、画着。太阳快要落山了，主席仍在聚精会神地工作，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忍心打扰他。直到天黑了，主席才收起文件和铅笔，喝了几口水，起身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阵胳膊和双腿，风趣地说：“王母娘娘把灯给熄了，看不清了，咱们回去吧。”我们这才打道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