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追忆“光辉道路”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咏和报道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出现了一支支游击队。他们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的人民战争理论、游击战术，试图推翻所在国的政府。当时的西方媒体在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把他们都称作“毛主义者”。

　　如今，除了哥伦比亚等少数国家外，“毛主义者”们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国际先驱导报》请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再次为我们翻开那一页历史。在那个风云变幻、鱼龙混杂的年代，“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之广，也许远远超出了今天很多人的想像。

　　中国外长只能搞“地下活动”

　　《国际先驱导报》：当时的秘鲁反政府武装主要有哪些？

　　朱祥忠：秘鲁当时有两支影响比较大的游击队，分别是“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其中“图帕克·阿马鲁”主要是印第安人的组织。“光辉道路”是从1970年从秘鲁共产党里分离出来的，其领导人古斯曼本来是秘共的领袖之一，此人思想非常左，虽然他宣称拥护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他们和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术是不一样的。他们经常搞暗杀、绑架、抢劫银行等恐怖活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里可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文革的时候中国也处于极左思潮影响下，因此他们那个时候对中国比较友好。“四人帮”粉碎后，他们就认为中国变“修”了，是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把中国大使馆也列入了他们的袭击名单。经常往使馆院里扔炸弹。我们的使馆人员每次被炸后就在院子里的弹坑旁边写上日期，我1988年去的时候一看，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写满了日期。

　　《国际先驱导报》：这样他们就表现出了恐怖组织的一面。

　　朱祥忠：对，利马基本每个国家的使馆都遭到过他们的袭击。美国、日本就不用说了，苏联也被认为是在搞修正主义，就连古巴和朝鲜也因为向秘鲁政府出售武器而被炸过。

　　8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我们当时出去活动都不敢走一个门，每次必须从不同的门出去以免被人摸到规律。大使的车出去连国旗都不敢挂。围墙的铁丝网加了有好几米高。

　　1987年我陪吴学谦外长出访秘鲁，当时使馆和秘鲁安全部门都接到消息说“光辉道路”要针对中国外长制造一次国际事件。本来安排吴外长住谢拉顿大酒店的，国内和使馆商量临时改在了海军俱乐部，甚至连吴外长自己都不知道变动。中外记者找不到人采访，利马的大小媒体干脆报道“中国外长失踪了”。那时候街上巡逻的都是坦克、装甲车，每天的行程必须临时决定，吴外长还开玩笑说：“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我们还要在这里搞地下活动。”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搞社会主义革命”

　　《国际先驱导报》：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

　　朱祥忠：一开始西方国家在这件事上对我们有一些误解，因为这些人整天搞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西方就以为是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后来这些人连中国使馆也开始炸，我们虽然处境比较危险，但因祸得福，反而澄清了我们和这些恐怖活动的关系。

　　其实“光辉道路”在秘鲁人民中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他们的成员主要来自秘鲁最贫穷、最下层的农民或者山区群众。他们抢劫银行的钱都分给穷人，因此得到了很多穷人的拥护。组织规模最大的时候达到了3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势力最大的时候，只要给每个地方的省长、议员发一个命令“必须在X月X日前辞职”，这些人就会一律如期辞职。只要命令哪个城市的商店必须关门，这些商店就都会关门。秘鲁曾有70%的领导人因此辞职，国家机构几乎瘫痪。

　　《国际先驱导报》：那一度这么嚣张的组织是如何盛极而衰的？

　　朱祥忠：1990年藤森上台，把镇压反政府武装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以前的总统都是派警察，只有藤森敢直接调动军队。自从1992年古斯曼被抓后，“光辉道路”领导核心被破坏，后来虽然有一些活动，但大多还是不成气候。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朱祥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学习中国的革命经验的。比如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这样的小国家，人民的觉悟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以前周总理曾经劝说当时的智利总统阿连德，说你们现在还处于民族革命阶段，不要硬搞社会主义革命，阿连德没有听，后来果然失败了。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曾经对这些组织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和指导思想。但事实上，当时有很多人和组织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他们却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