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晔报道 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李同成正在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当一秘，至今他仍记得使馆的哭声一片。使馆买了几百米的黑纱布置灵堂，每个人胸前都配上了小白花，苏联当局和各界人士都纷纷来吊唁。

　　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国家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中：关系最糟的时候双方可以在边境屯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但即使这样，两国都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会议室里，两国官方代表正襟危坐、针锋相对；饭桌上，大家却是把酒言欢的好朋友。

　　因为种种原因，建国后20余年的中苏关系都深深打上了毛泽东个人的烙印。几十年后，李同成写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微妙关系》、《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等大量披露史料的作品。他对来访的《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当时中苏交恶，基本应由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人负责。在那个年代，领袖的态度就预示了国家的命运。

　　对斯大林“一边倒”造成很大危害

　　现在研究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的史料主要集中在两段，一是建国前斯大林一直坚决站在蒋介石一边；二是建国后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出兵抗美援朝和毛泽东的两次访苏。

　　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观点都不一致，毛泽东自己曾经说“我对斯大林是有不同看法的，虽然在有的场合我也说过他的好话……但大部分是违心的”。但无可否认的是，斯大林时期，中国对苏联政策是坚决的“一边倒”。后来南斯拉夫使馆的一位参赞曾经很不解地对李同成说：“我真是不明白，你们这样的一个大国，怎么能提出对另外的国家‘一边倒’呢？一个国家的尊严和颜面何在？”

　　中国当时全盘照搬苏联的做法至今仍在造成危害，因为苏联的生产力和技术在全世界也是比较落后的。十几年后，中国打开国门时，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远远落在了整个世界的后面，除了庞大的人口外，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赫鲁晓夫时代：官方冰层下的民间暖流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的“闭门报告”轰动世界。据说毛泽东当时很生气，在屋子里大发雷霆。李同成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虽然毛泽东自己对斯大林也有很多意见，但他认为斯大林的大方向是没错的，而且斯大林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他的倒下只会使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迷失方向。

　　由于这种对赫鲁晓夫先入为主的厌恶，毛泽东后来对到访的赫鲁晓夫很不客气，双方闹得很僵，从此进入了中苏关系漫长的冰冻期。在那些紧张的年月，中国驻苏联的外交人员出门都很紧张。使馆甚至会进行反勃(克格勃)演习：演习使馆被冲击、破坏的情况，如何防守、如何储备食品、如何交涉、如何进行保密工作……李同成任一秘的时候主管礼宾对外工作，他还记得有一年使馆举办招待会宴请帮助使馆干活的工人，开始说得好好的，到了吃饭那天一个都没来，打听之后才知道“上面”有指示：胆敢参加中国使馆招待会的人，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

　　两国关系恶劣，苏联人对中国人却始终保持友好的态度。李同成还记得当年莫斯科使馆外面站岗的苏联小伙子们。他们总是对着进进出出的中国人，把食指放到腮帮处，中国的外交官们就知道小伙子们又馋酒了。送一箱又一箱的二锅头给他们分。当苏联全面从中国撤走专家的时候，很多专家都哭了，有一位工程师曾经对李同成说“如果这里有一杯酒，里面放了毒药，只要中国和苏联可以和好，我愿意马上喝下这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