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性格奔放；一个温文尔雅。

　　一个出身农民家庭；一个是地道的王族。

　　然而，“我们两人之间，既不需要做作的同情，也没有相互反感之处，直到毛去世，连接我们的一直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相互尊重和友谊”。西哈努克如是评价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相聚

　　有人曾评价西哈努克是“小国伟人”，但正是由于“小”，受大国气似乎成了西哈努克必须面对的心理磨练。

　　1965年，西哈努克按照原先排定的出访计划，连续访问了中国、朝鲜，在准备前往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时，苏联驻平壤大使突然“推迟”了他访问的时间，理由是苏联领导人“很忙”。这使西哈努克颇为难堪，只好取消其余访问，直接飞回金边。

　　与苏联不同，从第一次接待西哈努克开始，毛泽东就养成了亲自迎送的习惯。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锡镇的《西哈努克家族》一书，1956年西哈努克第一次拜访毛泽东时，“周（指周恩来）陪同他乘车来到中南海。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毛泽东住的小院时，毛泽东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了。毛泽东亲自走出房间上前迎接，使这位年轻的亲王非常感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又送他到车旁，直到目送车子走远，才返回住所。此后每次见面，都是这样。”

　　1970年3月，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在美国的指挥下，发动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他不得不流亡北京。

　　据西哈努克回忆，在此后五年的流亡岁月里，毛主席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公开露面。“由于那段时间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所以毛的每句话的意思都明显在鼓动我振作起来，不能对祖国的前途命运失去信心。”

　　1970年5月1日的一次谈话，给西哈努克留下的印象最深。那天晚上，毛泽东准备邀请他上天安门共度“五一”焰火之夜。据《西哈努克家族》披露，就是因为同西哈努克的谈话，天安门广场几万人的焰火晚会都推迟了。

　　分离

　　西哈努克同毛泽东之间也存在分歧，比如在对待红色高棉上的看法上。毛泽东主张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联合；但西哈努克顾虑很深。1975年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推翻了朗诺政权，并派代表赴北京邀请西哈努克回国。西哈努克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从西哈努克后来的回忆中，不难看出他非常看重中方的意见。

　　回忆起临行前到毛泽东处辞行，西哈努克说：“毛用双手做了一个使人感动的动作。他用右手把左手一个指头扳过来，形象地表达他想说又因口齿不便而说不清的意思：红色高棉同西哈努克只有一个理由不团结，有四个理由团结。他坚持让我不要抛弃他的红色高棉同志们，让我在高棉人民与国际社会面前支持他们的新政权。”

　　西哈努克没有拒绝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但他深知，这位年迈的中国领袖“不可能知道波尔布特的追随者不久会超过他妻子与‘四人帮’犯下的残酷暴行。他也想不到我一回到柬埔寨，我们全家和我就被软禁起来，同外界隔绝”。

　　尽管如此，西哈努克对毛泽东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言。

　　诀别

　　这对老朋友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是诀别。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时，成千上万表达哀悼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往北京。可是，以个人名义向毛主席表示最后敬意的长长名单中，熟悉我的中国人民却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对曾经热忱地支持我、招待我的中国东道主来说，我没有发送唁电被视作是一种粗鲁的忘恩负义行为。人们对此议论纷纷，直到他们了解到我那时正处于严格的软禁之下，他们才对之表示了理解。我曾经三次向红色高棉领导人提出，请他们准许我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葬礼，至少让我到金边的中国大使馆，在悼念簿上签上我的名字。可是我的每个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于是我只好写几封信……可是红色高棉却把它们全都扣下了……对毛的这种感情使我感到有必要向援助我的东道主中国人声明当时我受到的限制。”

　　1979年，在重返国际社会，表达同样意思的记者招待会上，西哈努克失声痛哭。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这段友情最终未能划上圆满的句号令后人唏嘘不已，不过历史终归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并会将这份记录永远留给后人：

　　西哈努克在毛泽东那里保持着许多项记录：除了赫鲁晓夫以外，他是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泽东见过次数最多的政治家；毛泽东一直没留用过外宾赠送的礼品，惟独西哈努克赠送给毛泽东的法国造文件包……

　　毛泽东在西哈努克那里也同样保持着记录：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以毛泽东命名的大道是整个城市最好的一条街道……

　　这份感情，弥足珍贵。（记者/史记）（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