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现了中国。而且很合乎情理：我继续认为中国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故事。然而没有经济体是完美的。通向繁荣的道路往往并非平坦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为增长战略带来严峻的挑战。中国没有例外，而实际上，今天正面对着如此的一个局面。中国当局目前正推出措施以遏止经济近期出现的增长过剩势头。此举意味着中国的下一个增长惊奇可能是向下走———可能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个走势。”在2003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全球著名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StephenRoach），日前就中国当前经济、信贷、货币政策及相关问题发表了题为“中国考验”的报告。这就如同为他今年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交上了一份年终总结。

　　信贷泡沫和通货膨胀

　　罗奇认为，中国经济需要放慢增长步伐的因素有两个：信贷泡沫和通货膨胀。自2002年下旬以来，国内银行贷款增长速度急剧加快；未清还借贷在截止2003年11月底的12个月内迅速增长了21．4％，比1997年至2002年的平均11．9％增幅高出近一倍。很快有证据显示，增长加快的借贷主要来自重点政策是向国内庞大的国企网络提供资金的四大国有政策银行。不妙的是，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中最不坚固的板块之一。由于有过多贷款流入国企，爆发新一轮不良贷款危机的风险越来越高，这恰恰是中国金融业改革正致力消除的问题症结。与此同时，房地产泡沫日益明显，特别是在上海，还有其他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多资金流向具投机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似乎也是银行过度贷款的副产品。此间也有迹象显示基础设施支出过剩。

　　中国的通胀动力已发生重大的变化：经历了长达15个月的通缩期，中国经济在2003年初重上正数的膨胀轨道。尽管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胀速度已开始加快。刚公布的2003年11月通胀报告结果令人有点不安———按年同比上涨了3％，为近7年来的最大升幅。中国通胀的组合成分很重要，但与发达国家所侧重的因素不一样。最近的升幅主要是受粮食价格上升带动，目前粮食价格的年度增幅为8．1％。不论是否与气候有关，对一个有约三分之二人口仍生活在贫穷线水平的国家来说，这是个大问题。有别于西方国家在计算“核心”通胀率时不纳入粮食数据，中国不具备这种条件。与此同时，有迹象显示在其他经济范畴的价格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必需消费方面，比如公用事业（4．6％）、医疗保健（8．1％）和教育（3．9％）。同样情况也见于房地产行业，住房租金在11月份上涨了3．7％；进一步巩固了显著上升的多种建材比如钢铁和水泥的价格。这种情况已引起中国央行的注意。

　　中国经济没过热

　　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答案是“不”。起码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但假如有关当局坐视不理则有可能。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中国央行已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遏止由于信贷引致膨胀的过剩势头。于8月下旬公布并于9月下旬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将银行存款的准备金要求由原来6％提高至7％。反映出中国还没有一套西方国家采用的所谓以投资工具为基础的金融传送机制。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政策银行，从政策公布内容得到提示并按照此等原则收紧信贷。现在看来，处方已见功效。银行借贷由本年头3个季度的平均每月增长2750亿元人民币大幅度下降至在10月和11月份的平均仅增长800亿元。

　　罗奇认为此举有可能给全球带来重大的影响。亚洲其他经济体将尤其容易因中国步伐放慢而受到冲击。中国进口快速成长，本年迄今增长39％，已成为推动同区其他国家外部需求的重要原动力。在2003年头9个月，输往中国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增长的66％；韩国方面是40％，而中国台湾则为令人诧异的97％；至于规模较小和多样化的东盟、亚细安经济体，中国占他们本年出口增长中的比重介乎20％至30％。从中国需求取得动力养分的不单是亚洲。在本年头8个月，输往中国的出口占德国总出口增长的整整56％，在美国则为21％。如果中国现在就慢下来，我相信连同欧、美，整个亚洲都会受到影响。有趣的是，中国进口需求放缓的早期警告讯号现在就已得到佐证：11月份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进口增长按年同比大幅度下降至28．4％，仍然强劲但已远低于在本年头10个月的40％增长速度。这可能是即将发生的中国内需放缓的首个无情指标。鉴于中国现已成为推动当前仍然呆滞的世界经济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经济放缓凸显了全球增长有可能在2004年上半年遇到挫折的风险。

　　软着陆与硬着陆

　　外面世界对中国审视所欠缺的，依罗奇所见，是从内部作出的判断和看法，中国改革进程的压倒性大前提是不影响国家社会稳定。中国推进改革的步伐，从外部看几乎是不可能理解。这个进程的关键是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庞大的国企架构进行重组及每年删减700至900万个与这特殊过渡有关的国企岗位。中国的改革政策不外乎是为落伍的国有企业创立一条以市场为主导的出路，及维持一个有能力吸纳下岗工人的良好增长态势。因此，中国承担不起任何有可能给进程注入不稳定因素的“成长意外”风险。当中国经济规模越大和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任何此等意外可能引致的后果都会更严重。信贷供应过剩、新冒起的通胀压力以及个别房地产泡沫等，都应从这角度予以解读。由于这些势头增加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中国当局需要采取先发制人手段以确保经济可以软着陆。可幸的是中国恰恰是这样做了。

　　情况一般就是这样，西方舆论在评论中国经济前景时可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庆幸其蓬勃发展转眼间又担心它快要崩溃。正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最近就曾针对中国的联汇机制表示关注并发出了警告，强调维护货币机制可能导致国内流动资金过剩从而提高衰退的风险。他的看法只是应和了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的日益一致的大合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论点都是一些假借其他借口试图把中国拉下水，以缓和全球其他经济的压力。日本和欧洲希望中国分担它们无法避免的在美元调整方面所承受的压力，“这点我认为是极为虚伪的”：全球最富裕的其中两个区域仍不愿意改革，却要求一个正积极落实改革的贫穷国家提供协助。当然，还有政治因素，在美国两党联手的保护主义势力最希望就是能见到中国在货币问题上屈服。

　　软着陆是可能的。在西方，人们总是认为风险就是中国随时“硬着陆”。一次又一次地，中国证明了怀疑论者的看法不对，特别是在近几年。比如在1997年至1998年金融风暴吹袭亚洲期间，人们担心人民币会贬值使问题恶化。另一次在2001年当全球经济走低时，人们普遍地认为中国正面临十分严峻的风险，今天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正按着自己的方法解决增长过剩的问题，而不是用西方政客视为恰当的方法。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将严重威胁到其蓬勃的出口业，从而影响行业吸纳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一个以货币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最适用于市场经济，但对于像中国的指导性经济而言，信贷重新分配方法应是合适不过的。是的，对中国新领导层而言，这是一次重大考验，但相信他们将能处理好并取得高度成功——“但愿我能对世界其他国家说同样的一句话”。：（来源：北京晚报）